图画列女先贤,虽然本意是为了鉴诫,但士人画家更看重的却是技巧 。所谓“精利润媚,新奇妙绝”,士人画家对创造性的追求,使他必要赋予程式化的传统形象以新鲜的艺术生命 。屏风本是实用之具,但作为装饰屏风的屏风画,它在当日的日常生活中,显示的实在也还是艺术的光彩,此所以光武帝对御座新施列女屏风顾之不已,而引出宋弘之言:“未见好德如好色者 。”
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人物故事的选材颇见雅驯,题记或直接节录史传文字,墨书风格也明显浸润着东晋以来至南朝士人的书法意趣 。画中人物的仪态风神,教人一眼看出它与顾恺之作品的近似 。顾氏人物画的画风和技法,如前所述,在南北朝时代传承有绪,陆氏弟子中并有“其于妇人,特为古拙”的一派,司马金龙墓屏风便显示着这种传承,而当日南北朝的通好也正提供了这种可能 。
题材相同或近似的绘画作品中,容易见出异同的标志性特征,可以说是舆服之细节 。作品为人物选取的服饰,与见载于文献的舆服制度自然不会完全相合,它本来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即在真实的基础上加以艺术的表现,或略取其形,或略师其意,或文或质,或繁或简,而文与质、繁与简之间的取舍,总要考虑它的意义明确,流行时间比较长久,适用范围比较宽泛等因素,如此,在理解与认同的基础上,才便于传递信息而与观者取得共鸣 。
漆画屏风中的帝舜二妃,涂山启母,周室三母,又班女婕妤,均绘出矜庄之容,而又衣带当风,风起处,见出款款而行的雍容 。其前裾长垂的饰物及由边缘处斜出的三枚三角,连缀起缭绕翻飞的衣带,此便是装饰女子袿衣的垂髾飞襳 。它本是从上古所服深衣后垂交输的燕尾演变而来,虽然盛行在两汉,但以其衣带飘扬的轻倩婉丽特别能够显出婀娜,而为各种表现艺术所吸纳,成为刻画古代女子形象的一种通行的艺术符号,直到唐代,创作敦煌壁画的民间画手对这一表现形式依然是熟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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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画屏风中的启母,与《列女仁智图》摹本晋伯宗妻的构图如出一辙,惟后者以曳地衣裾的夸张而更显得身姿柔曼,但于“蜚襳垂髾”,二者均一丝不苟表现得结构清楚 。相比之下,《女史箴图》摹本“冶容求好”一段中女子的蜚襳垂髾,却于细节描绘稍失其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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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漆画屏风的班姬辞辇之幅,绘四人下著膝下束带的袴褶,舁辇而行 。《艺文类聚》卷一五引《汉旧仪》:“皇后、婕妤乘辇,余皆以茵,四人舆(舁)以行 。”那么这里的安排,自有切实的依据 。袴褶最初是汉装,它的出现可溯至东汉末,后并通行于南北朝,河南邓县学庄村南朝墓出土的模印画像砖中有一幅步辇图,图中一人打扇,四人舁辇,五人均著袴褶,即是一例 。不过袴褶在北朝的流行,似要到北魏迁洛之后,司马金龙墓屏风画创作于北魏平城时代,则袴褶的取式或本自南朝 。与《女史箴图》摹本的同题之作相比,漆画屏风中的这一幅画笔朴拙,少逊生动,但却更为近实,而从构图看,班姬的形象似乎更为突出 。
总之,顾氏真迹不传,将可作比较的两个摹本与屏风画对看,可见其中有共同遵循的若干程式;仔细分辨,程式之若干细节又分明有异 。而屏风画不仅时代明确,而且显示着与顾、陆一派人物画的传承关系,是难得的一件原迹,三者异同之间,当可为人们提供进一步分析与探究的线索 。
三
列女图是屏风画的常见题材,不过它出在北魏司马金龙墓,考虑到与之相关的若干历史背景,则其中或许还有它的特殊意义 。
司马金龙父司马楚之,本是晋宗室,宋初以乱亡奔魏,被委以重任,久镇云中,颇有威名 。《魏书》卷三七《司马楚之传》:说他“在边二十余年,以清简著闻 。和平五年薨,时年七十五” 。下言恤典种种,颇见优渥,继云:“长子宝胤,与楚之同入国 。拜中书博士、雁门太守,卒 。”
宝胤之卒,在楚之之前抑或其后,这里叙述得不很明确,而袭爵者是司马金龙 。金龙是楚之入魏,尚诸王女河内公主之后所生 。金龙可以称道的事迹似乎不多,值得注意的一则,是“显祖在东宫,擢为太子侍讲” 。显祖即献文帝 。金龙卒于北魏太和八年,其时正当文明太后执掌朝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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