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后，白居易又应吏部的考试，列入甲等，被任命为秘书省（古代中央政府掌管图书的官署）校书郎。这个职位负责管理国家的图书，级别比较低，而且没有施展抱负和才能的机会，这令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白居易颇感不快。也是这次吏部考试，元稹同时登科，被任命为秘书郎。元白二人的深厚友谊从此开始，并传为一段佳话。
当上了校书郎，也算走进了官场。然而，白居易看到的却是官场中争名夺利、互相排挤、结党营私的不堪场面。有一次，他愤慨地说：“长安不过是争名逐利的名利场，就连鸡狗都不能安居了。”这对一个初入官场、又有着崇高理想的人来说，是一种打击，更是一种刺激。
宪宗元和初，白居易与元稹将应制举，二人“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并把想法写成文字，最终成《策林》七十五篇。我们今天提到白居易，更多谈论的是他的诗歌，其实他的政治思想也是很有见地的。他见到朝政的腐败，认为要使国家政治清明，就必须广开言路，使民情可以上达。因此，他非常推崇周代的采诗官制度，认为这是“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一种必要方式。此外，白居易认为国家的虚弱、政治的腐败、百姓的贫困，归根结底是由于统治集团的腐朽堕落、挥霍浪费、战争不断导致的，所以他提出了“节财用，均贫富，禁兼并，止盗贼，起廉让”等主张，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应该说，白居易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是正确、也是较为全面的，他虽然没有做高官，但他切实从国家利益和民生角度出发，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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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香山诗集》白居易 撰
关心百姓疾苦，敢于直言进谏
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参加了朝廷举行的制举考试，他指出要安抚百姓，就要减轻赋税，而盗贼是否存在，取决于官吏的好坏。这些话，切中时弊，很有见地。但这也触痛了为官者的伤疤，是考官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他们以出言太直为由，给了白居易一个很小的官职—盩厔（zhōu zhì，今陕西周至）县尉。
县尉与县丞同为县令的佐官，执掌治安捕盗之事。这当然也不是白居易想做的职位，因而有了“一为趋走吏，尘土不开颜”的感叹。然而，县尉这个职务，使白居易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农民，使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农民的苦难，于是，在他的笔下出现了许多劳苦大众的形象，同时也对当时统治者的奢侈进行了揭露和谴责。其中有一首为人们所熟悉的诗歌，就是《观刈麦》。“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一上来就描绘了农民在田间辛勤劳作的景象。接着，还有更惨的场景：“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遗穗，左臂悬弊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原来，贫妇人家里割下的麦子，已经完全拿去交税了，如今只能靠拾取些麦穗勉强度日。这个场景和“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简直不能比。当时，官府不顾百姓的死活，一味地索取征收。最后，诗人发出慨叹：“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白居易没有因为自己所处的地位而逃避现实，他把农民的困苦与自己生活的优裕做了鲜明的对照，由此感到自愧，这是他爱民重农思想的体现。其实，县尉的俸禄并不高，白居易此处其实还有暗比，就是那些京城的达官贵人比自己的俸禄不知高了多少，他们只知道过锦衣玉食的生活，而不顾百姓的温饱，这是为官者的失职，甚至是罪恶。白居易诗歌的现实主义成分正体现于此。
盩厔这个地方，离马嵬坡不远。提到马嵬坡，就让人想到“安史之乱”，想到唐玄宗和杨贵妃。这里正是杨贵妃自缢的地方。一次，县尉白居易与友人陈鸿、王质夫等到马嵬坡附近的仙游寺游览，谈及李隆基与杨贵妃之事，大家多发感慨。朋友劝白居易把这件事写成长篇叙事诗，于是就有了流传千古的《长恨歌》。这首诗，一方面体现了诗人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的同情，更主要的是通过这段历史，让后人知道国君荒废国政的下场，并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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