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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的张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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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张伯苓赴美治病期间与其弟张彭春合影世界声誉与中外人脉就现有资料来看，《别有中华》的编纂，主要得力于张伯苓本人及南开学校的国际影响力。但同时，张彭春的早期工作与在美人脉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贡献，且是纪念文集编纂的最初动力。以下尝试对纪念文集早期参与者、撰稿者的南开因缘作一初步的考察。中方三人：张彭春。张彭春为张伯苓的胞弟，是当时著名的外交家、戏剧活动家，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历任南开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务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等，声誉满中外。张彭春熟悉海外世情，并很早就意识到扩大国际声誉对发展中国文化和教育的重要。1930年代梅兰芳访问美苏两国，张彭春是重要的幕后推手。同时，张彭春又是纪念文集编纂的发起者与早期主事者，参与撰稿者多与张彭春有较直接、密切的交往，其不懈努力是文集编纂的重要条件。前文已经引及胡美、克伯屈等人的相关论述。应顺带提及的是，张彭春在张伯苓受赠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方面亦起到重要作用，似可认为张伯苓晚年的国际声誉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张彭春的支持。遗憾的是，目前所见张彭春相关史料较少，还很难勾勒出其具体运作形式。孟治。孟治作为旅美南开校友领袖，与张伯苓、张彭春长期保持密切联系。作为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动家。孟治硕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29年张伯苓在美期间，曾协助联系美国知名人士孟禄、克伯屈、卡特等。1930年起任纽约中国之家和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社长，1933年被张伯苓任命为中国教育使团驻美荣誉主席，负责选拔清华学生留美工作，与中、美文化界名流均有深度交往。张伯苓在美期间，华美协进社率旅美南开校友祝寿，皆由孟治主持。孟治参与文集编纂，主要工作可能是推动纪念文集的编辑与扩大影响。《别有中华》正式出版后，华美协进会亦有若干藏书。1948年纽约校友为张伯苓遥祝寿辰时，即将本书赠给杨肖彭等校友，携回国内。胡适。胡适至晚于1922年已与张伯苓相熟，其传文收录入《别有中华》时，胡适将该稿更名为《张伯苓：一代师表》（Chang Poling: Educator），字句与初稿稍有异同，并依照纪念文集体例删去小标题名，改为罗马数字标号。《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将修订稿时间系于1947年。胡适直接参与纪念文集编纂，亦见前引之克伯屈日记，文中明确说明有胡适作序、作传之事，但书名、撰稿人均有变化，或代表这一时期纪念文集的编纂产生某种变数，而由以克伯屈为主转变为以胡适为主。胡适最终完成的撰稿为评传，而序言改由司徒雷登撰写。国外六人：肖特威尔（James Thomson Shotwell，1874-1965）。肖特威尔是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曾担任美国历史工作委员会主席、国联国际文化合作美国委员会主席、联合国协会理事会主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等。至晚于1929年东京泛太平洋会议时与张伯苓相识，随后与南开关系密切。张伯苓获哥伦比亚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很大程度上仰赖肖特威尔之推荐。1946年4月18日，肖特威尔致函哥伦比亚大学代理校长费肯藻（F. M. Fackenthal），建议授予张伯苓荣誉博士学位，并很快经哥大荣誉学位委员会讨论通过。肖特威尔参与纪念文集的编纂，除前引文说明其参加撰稿外，《中国杂志》（China Magazine）所刊广告亦特指肖特威尔为《别有中华》的主编，足证《大公报》的报道总体可信。但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最终并未收录肖特威尔的纪念文章，且亦未在任何地方注明肖特威尔的贡献。胡美（Edward H. Hume，1876—1957）。胡美是湘雅医院的缔造者，湘雅医院院长，为纪念文集撰有《医学今昔》（Doctors Old and New），盖本于“中国医学五十年”的最初题目而又有所扩充。然胡美与张彭春、张伯苓等之交游关系不甚清晰，为何成为编辑小组最早成员，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胡美并邀请顾临参与文集写作，书信原文已见上引。顾临（Roger S.Greene，1881-1947）。顾临长期在中国担任外交官，在哈尔滨曾与伍连德合作防治鼠疫，后来又参加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考察团，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于1916年即与张伯苓相识，作为美国罗氏基金团（洛克菲勒基金会）代表来南开学校参观、访问，此后又续有合作。顾临参加纪念文集撰稿是受胡美的邀请。胡美的命题为《张先生与Y.M.C.A五十年》。Y.M.C.A（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即基督教青年会，全球性基督教青年社会服务团体，1844年创立，1895年传入中国。张伯苓1918年以来担任该会之天津分会会长，1920年4月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大会主席。张伯苓与基督教青年会的交往可称互利，张氏为青年会的中国活动与传播提供了方便，而青年会也为张伯苓提供了美国资源，为南开学校获得美国资助乃至赢得世界声誉均提供了重要支持。胡美具有传教士身份，以此向同具教徒身份的顾临命题，或出于这一考虑。但顾临在协和医学院任职期间，坚持认为不应以宗教活动干涉学校事务，多次抵制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协和的宗教施压，并因此去职。因此顾临并未按照胡美的建议撰稿，而以介绍中国科学教育的题目表达对南开学校及张伯苓的尊敬，也就极容易理解了。克伯屈。克伯屈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张伯苓在美求学时受克氏指导，后将其教育方法实践于南开学校。此后克伯屈长期参与南开事务，曾在南开大学被日军轰炸时发表讲话斥责。然而，纪念文集不仅未按此次讨论结果确定为“五十年之新中国”，在结集之后更未收录克伯屈的相关写作。考克伯屈在日记中多次提及写作“有所进展”，张伯苓在美期间，二人亦多次碰面会晤。但1946年3月29日日记以后，克伯屈日记中似未再记录写作进度，其具体情况及原因犹待进一步的考察。康德利夫。康德利夫曾于1927-1929年前后来华访问，并成为中国经济学社会员，与南开经济学家何廉、方显廷等均有密切交往。据《张伯苓年谱长编》，康德利夫1946年4月29日致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斯普劳尔（Robert G. Sproul），建议该校授予伯苓荣誉博士。此后，该校生物系教授李卓皓（Chon Hao Li）上书同议，亦出于康德利夫之嘱咐。似可认为，伯苓受赠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荣誉博士学位，当以康德利夫之力为最大。在致校长函中，康德利夫并言及本书，1946年6月刊于《中国杂志》的纪念文章《论南开的实验》，即最初为纪念文集而撰写者。及《别有中华》编成，康德利夫的文章更名为《南开经济研究所》（The Nankai Institute of Economics）而收入纪念文集。司徒雷登。前引广告中指出，本书序言最初拟由胡适撰写。而最终《序言》（Introduction）改由司徒雷登撰写，可能出于对司徒雷登在美国影响力的考虑。广告中提及“据燕大得来消息”“司徒雷登等学者均将著文参加”，或许暗示信息源出于司徒雷登方面。若如此，则司徒雷登亦是早期涉及纪念文集编辑的重要人物之一。以上九人，多兼有学界精英和社会活动家的双重身份，长期致力中美交流，不仅在文化界颇有威望，亦往往在国际组织担任职务。又与张伯苓、南开学校渊源较深，交往多在二三十年以上，故能致力促成《别有中华》英文版之编纂与出版。一年内的七篇英文书评《别有中华》虽为纪念伯苓寿辰而作，并介绍了张伯苓和南开的教育事业，但内容非常丰富，关乎中国文化、政治、教育等各方面，实际上亦是一本介绍中国的论文集。这在贺寿文集中属于常例，足以展示张伯苓事业、学问的博大。此书存世不多，但大陆两岸及英美学者都颇加关注，并撰有介绍文字。对《别有中华》的评论、研究、接受，首先是从本书内容出发，评论书内中国研究论文的水准。这集中体现于1948-1949年间的七篇英文书评，将它作为介绍中国的资料进行评论。故选评此书的多为政治学、经济学、和外国事务门类的期刊，书评作者身份也颇多元。值得一提的是，选评的期刊中不乏《美国政治学评论》（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和《世界事务》（World Affairs）这样历史悠久的著名杂志。书评提到，本书相较当时许多介绍中国的出版物的更可贵之处，不只是作者阵容的知名与专业，更因为《别有中华》在当时相当罕见地对二十世纪中国现代革命的各个基本方面作广泛的介绍，这是当时一般书籍和铺天盖地的关于中国的报道鲜有触及的，评论者写道：“此前还未有更真实的关于中国的专题研讨出现过。”对于这部书的价值，各篇书评着重介绍的篇目略有异同。鉴于本书涉及的中国话题之广与作者专门程度之深，有评论认为“简短的介绍无法给出恰切的评价”，也有评论认为本书并不是一部面向一般大众的读物，而更适合教授远东现代史的教师、专门研究者或图书馆架藏。结语：七十年前的“中国价值”在中国研究的基础上，进而有对“中国特色”“中国价值”的探讨。早期英文书评已发现本书揭示了中国恒久的价值与贡献。彼时所谓“中国的价值”，自然是站在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角度，然而联想到本书是因张伯苓及南开而起，这种中国教育实践与“中国价值”之间的微妙关系，今日正可以表明张伯苓及南开教育在当日的特殊意义。康德利夫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即给出了更加具体的表述，文中说：“中国有甚多可得于现代化者，世界亦有甚多可希望于一个自由、独立、强大之中国者。世界不需要另一个美国或者另一个俄国。世界需要一个全新的中国，留存中国特性，同时利用美国与俄国的知识。唯有那时，其他国家方能利用中国经验中蕴含的智慧，以得裨益。”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南开“土货化”理念的精准归纳，也很可能即1928年他对张伯苓所说的“我要写一些你不便宣扬的东西”。如果这一推论属实，那么在南开筚路蓝缕的初期，它展现的特殊意义已经得到了西方学者的高度重视。当然，具体到本书，重点内容是对张伯苓个人及南开学校精神的致敬，这在书中胡适、司徒雷登、康德利夫等的文章中即有明确体现。一篇评论说道：“一个人的品质能唤起另一个世界里十数知识分子的致敬，这可以看做是对他所来自的民族的真诚敬意。”这无疑是肯定了张伯苓在当时中美交流中的重要象征地位。张伯苓与南开学校的品质何在？中国学界及南开校友则侧重于关注本书所示之南开“公能”校训。关注这一角度，是因本书虽为英文，但却在书脊上印“公能”两个汉字，故令南开校友及校史研究者倍感亲切。本书甫一出版，《南开校友》（胜利复刊）即刊载书讯，并以“公能的中国”概括本书宗旨。《公能的中国》指出，英文书名所谓“另一个中国”，即指张伯苓的办学理念和政治理想可以造就另一个具备公能精神（Public-Spiritedproficient）的中国。这一关注视角具有浓厚的南开立场，但却也得到学界的认同——美国学者包华德认为：“纪念集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混乱的政治军事事件后面，还存在着另一个中国，富于人情而趋向进步，那才是活生生的重要事实。”张伯苓的道德事业与南开学校的艰苦奋斗，正是混乱背后“别有中华”的最好代表。换句话说，本书诸撰稿作者也正是以全面介绍“另一个中国”的方式，致敬张伯苓的生平与功业，而书评作者和早期读者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张伯苓作为一位教育家（而非政治活动家或学者），为何能够得到西方世界如此的重视？其中意味，颇有值得今日深思之处。(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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