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西方名宿用英文为一位中国学者出版贺寿文集，始于张伯苓，且至今仍很少见。七十寿，五十年南开大学创校校长张伯苓（1876-1951）的生平活动与教育思想已得到相当程度的整理与研究，而张伯苓本人及南开系列学校所受的美国影响也已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较少人注意的是，张伯苓在接受美国影响的同时，其三次美国之行对西方世界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且其影响深及于美国学界的中国观。其中，为祝贺张伯苓七十寿辰而出版的纪念文集There is Another China：Essays and Articles for Chang Poling of Nankai（《别有中华：张伯苓七十寿诞纪念文集》，下简称《别有中华》）既是张伯苓对美影响的重要体现，又是近现代中国教育对西方世界产生文化输出的特殊一页——标志着西方世界为中国学者编纂贺寿纪念文集的开端。此书之编纂过程，与张伯苓的海外交游亦密切相关，而且展示了一个事实：即使是在那个风雨板荡的中国，也依然有张伯苓这样能够产生世界性影响、得到西方学界尊敬的文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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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旅美南开校友为庆祝张伯苓七十寿辰举行晚宴，参与者有张彭春、严仁颖、陈省身、陈序经、老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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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中华》原版书影1948年，在中美学界名流的推动支持下，纪念文集《别有中华》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皇冠出版社正式出版，汇集十三位学者的十二篇论文，除胡适外均为对中国、对南开大学有相当了解的美国教授或社会名流。本书出版时，正值张伯苓投身教育五十周年。诸多西方名宿用英文为一位中国学者出版贺寿文集，始于张伯苓，且至今仍很少见。这足以证明张伯苓及其南开事业的世界影响。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炮击南开，张伯苓四十年办学心血几乎被夷为平地。他转到重庆坚持抗战，除继续办学外，还坐镇国民参政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投降后，1946年3月18日，张伯苓自沪赴美，除治疗摄护腺症外，还得到美国各界名流、旅美南开校友、在美中国名流等的热烈欢迎。张伯苓在美期间度过七十大寿，并受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张伯苓在美期间，致力于获取美国资金援助，为南开复校提供支持，其七十寿诞英文纪念文集的编纂，亦与争取美援有密切关系。本书出版说明即指出：所有营利“皆将献予张伯苓博士，以重建其残毁之学校。”《别有中华》的编纂，前后大约三年时间。抗战刚刚胜利的1945年底，张伯苓七十寿诞纪念文集的编辑工作已经正式开始，主持者为张彭春，早期编辑小组有肖特威尔、胡美、孟治等几位西方名流。1945年12月，顾临收到胡美的约稿邀请。胡美1945年12月27日致顾临信云：“为了庆祝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七十岁生日，他的弟弟张彭春邀请肖特韦尔博士（Dr.Shotwell）、孟治和我成立一个编辑小组，为周年纪念准备一个纪念专集。我要写的题目是《中国医学五十年》，你可以写《张先生与Y.M.C.A五十年》，介绍张伯苓半个世纪来积极工作为Y.M.C.A作的伟大贡献。当然你也可以任意选择写的题目。”此处篇名皆含有“五十年”，或许此时编辑小组已拟将纪念文集命名为“五十年之新中国”，而最后收入《别有中华》的《近五十年的历史》等文也可能在此时已经约稿甚至定稿。所谓“五十年”，即指1895-1945年。这一时段除具有“凑整”的意义外，还代表甲午战争——抗日战争时段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张伯苓青年时代参加北洋水师，因为甲午战败，痛定思痛，投身教育救国。1928年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中也明确指出“南开之创办与中国之革新，同以甲午之败为动机”，因此“南开之演化，实吾国革新运动历史之缩影”，除合乎此处的文集命名外，也早就是张伯苓的夫子自道。中美文化合作的里程碑1946年2月，著名的教育家克伯屈亦收到约稿邀请。克伯屈1946年2月12日日记言“开始研究张伯苓的相关材料，准备为纪念他而出的一本书中写一章”。3月5日又记：“遇到了肖特威尔博士、胡适和张彭春（刚刚从英国返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代表），我们讨论了即将问世的张伯苓一书，之后我们决定将书命名为《五十年之新中国》，副标题为：纪念南开的张伯苓，我认为在书中我叙述的最多，这颇让我高兴。”这里证明克伯屈、肖特威尔、胡适、张彭春对此一纪念文集早有讨论和准备，而此时克伯屈在纪念文集中占据重要位置。4月，康德利夫致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斯普劳尔（Robert G. Sproul），建议该校授予伯苓荣誉博士。在致校长函中，康德利夫并言及“将要出版的为纪念张博士七十岁生日的一本书”。5月，编纂纪念文集的信息在国内稍稍流布。《教育通讯月刊》1946年5期有《张伯苓拟在美出书》的广告，言：“据燕大得来消息：张伯苓在美计划出版‘五十年来中国教育之趋势’一书，孟禄、杜威、司徒雷登等学者均将著文参加，此巨著卷首由胡适作序，并撰张氏评传。中美人士佥认此伟大著作，将为中美文化合作之里程碑。”6月，胡适所撰评传英文稿《张伯苓先生传》（Chang Poling, a Biographical Tribute），与康德利夫（J. B. Condliffe） 《论南开的实验》（On Nankai Experiment），共同发表于《中国杂志》（The China Magazine）1946年6月号。稍后合辑成《南开的张伯苓》（Chang Poling of Nankai）的小册子。随后，康德利夫应将文章改名为《南开经济研究所》（The Nankai Institute of Economics）。6月9日，南开校友在纽约为张伯苓庆寿，相关情况及纪念文集信息得到《大公报》驻美采访人员丹枫的报道，并先后发表于《大公报》天津、上海、重庆版。值得一提的是，丹枫即是曾担任南开中学教员的章巽（1914-1994），他后来在复旦大学担任历史地理学教授。通过这份介绍，我们可以看到本书编辑的最初计划。《大公报》天津、上海、重庆三版略有差异，以内容最全面的上海版为例，其介绍如下：著名学者十七人现时正在写作庆祝张伯苓氏七十寿辰的文章。杜威博士写序文；萧德威尔写中国的和平问题；德根写五十年来中美派遣学生的经过；休穆写五十年来的卫生运动；吉尔柏屈里克写“我向张伯苓先生致敬”；霍金写精神与宗教影响；威尔伯写中国在美国；何孔伯写中华民国的发展；格林写五十年来的科学进步；奥嘉德写五十年来的经济变化；白莱克斯里写中美外交关系；胡穆尔写中国对美国图书馆的贡献；孔德里夫写南开经济学院；莱特写中国的国际关系；司徒雷登写中国教育的英雄时代；魏纳克写五十年来的中国史；胡适写张伯苓传。以上的论文将由萧德威尔教授编成合订本，书名为“五十年来的现代中国，为纪念南开的张伯苓校长作。”此稿译名多数为音译，与通行译名不无差别。笔者翻译的《别有中华》中文版对作者译名重新作了厘定。相关信息可能是在张伯苓寿辰活动中公开发布的，应具有相当的可信性。与最后刊行的《别有中华》相比较，虽大致相同，但篇数、篇名、篇次均有不少差异。8月，胡美的文章也在纽约的英文《中国月报》发表。中文版由司徒美翻译，题名为《张伯苓博士与中国医药卫生进步五十年》，发表在1947年1月15日的《华北日报》上。译者指出：“张伯苓博士在扬名海外的中国学者中是最杰出的一位。其他的学者或则以从事政治，或则以在外国出版著作进行讲学而得到了外人的赞赏，而张伯苓博士却既未曾在政府中得到一官半职，也没有在外国下过自我吹嘘式的工夫。他之所以能够得到世界——尤其是美国——学术界一致的推许尊敬，完全是因为他自己以中国人的立场办中国人的教育工作，而有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之故。在一部分看惯了‘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学者的外国人眼中，张博士的不凡的操守与抱负是更能引起十分的钦佩的。”此后，本书相关编辑情况难以考实，只能得知正式出版是在1948年，时间不晚于本年四月三日，书名也改为“别有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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