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是妖，怪是怪：
妖怪的“分类法”
将“妖”和“怪”区分开来，是本书的创获之一。“妖”指称的是“妖鬼神游”，“怪”则是“奇谈怪梦”。前者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妖怪、鬼魅、神灵。
那么，“妖怪”、“鬼魅”、“神灵”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在何敬尧看来，这三者其实有着共同的起源和演变轨迹。所有的妖怪传说，都来自天地自然、动植物、无机物和人类。这也是世界上所有妖魔鬼怪故事的共同起源。妖魔鬼怪无论多么玄幻神奇、恐怖惊悚，都是以现实中的生物作为原型的。人的想像力终究有限，我们不可能超出物质世界之外去无限度地想象。即使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是如此。
在台湾原住民的观念中，天地万物皆有灵，因而天地自然之间都有妖怪和神灵存在。其中一部分演变为传说故事，另一部分则被遗忘。这是台湾“妖怪”的来源之一。来源之二则是漂洋过海来台定居的大陆居民。他们面对陌生的岛内万事万物，充满了未知的恐惧，因而也流传出许多妖魔鬼怪的故事。
台湾岛自古以农业为经济来源。荷兰人占据台湾后，为了开垦西部平原，还引进了黄牛作为垦地之用。郑成功收复台湾后，还从大陆引入水牛用于农耕。牛在台湾农业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考古发掘更证实，野牛、犀牛等大型哺乳动物曾在岛内生存。由是之故，有关“牛”的妖怪故事也在岛内广为流传。除了“鲨鹿儿”，释华佑还记载了他和朋友捕捉并骑行身形庞大如象的“巨象牛”的故事。因耕牛在台湾社会地位之重要，当地人还建有“牛将军庙”，专门祭祀水牛。有关牛的“妖怪”故事的演变，或许可以视作岛内妖怪故事演变的一个缩影。
因此，台湾早期“妖怪”的故事，多与幻兽妖怪相关，显示出它们的“原始性”。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妖怪”的故事越来越少，“鬼魅”的故事却越来越盛行。“鬼魅”故事的出现，与汉人的灵魂观念与祭祀文化密不可分。“鬼魅”之缘起，始自人。人死之后，灵魂化为幽鬼，存在于人世之间，得到人类祭拜。“鬼魅”在台湾还和原住民的“祖灵文化”相结合，与汉人的幽鬼文化共同构成台湾本土“鬼魅”的来源。在“鬼魅”之中，修行较高、功德较大者，就能获得天人庇佑，为人敬畏，配享寺庙，成为尊神——“神灵”。
尽管作者对岛内的“妖怪”故事做了细致的类型划分，但在时人的观念中，却未必将这些妖魔鬼怪划分得如此细致而明晰。
我们今日对物种的划分，深受林奈“双名法”的影响，讲究系统性、条理性和唯一性，并以此作为建立自然界秩序的依据。但时人的认识并非如此。比如，作者将雷公鸟归入“灵禽”一类，属于“妖怪”，但实际上它的作用与雷神相似，具有“神灵”的特点。这倒并不是说前人的头脑不清楚，导致分类杂乱无章，而是当我们试图用今日的法则去对前人记载的种种事物进行分类时，已经犯下了“以今例古”的毛病。尽管这些妖怪故事的内容荒诞不经，但它们作为一种古老的故事和信仰在岛内流传，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妖怪学”知识背后的观念与心理，体现着时人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对人生实践的态度以及对诸种情感的体验。
文章插图
“妖怪”：
今日的创作灵源
在“他者”与自我的文化想象中，台湾“妖怪学”展现出的不仅仅是那些令人好奇乃至恐惧的故事，更是时人宇宙观、自然观与人生观的集中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妖怪学”的“非科学性”，也许才真正展现出了当时人的知识、信仰与思想世界的真实面貌。
古老的传说，也可以化作今天的灵感。“妖怪学”的故事对于当下台湾的文化创作也有着极大的助益。台湾电影《红衣小女孩》以1998年轰动台湾的“红衣小女孩”事件为素材，并依据台湾本土传说，将红衣小女孩塑造为一个出没于荒野、能够迷惑人心的魔神仔。而影片中代表正义的一方，则是源自台湾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虎爷”。不久前在大陆和台湾爆红的电视剧《想见你》，虽然没有直接体现“妖怪”的元素，却也融爱情、奇幻、悬疑于一炉，在充分展现台湾本土的文化与风情的同时，也透过文化心理上的根脉相通，连接起大陆和台湾两岸观众在情感价值上的彼此理解——这正是台湾妖怪学研究的意义：奇幻的想象，根植的是同一片中国文化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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