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大先生的中国考古学之道——追随张忠培先生晚年著书纪略


 考古大先生的中国考古学之道——追随张忠培先生晚年著书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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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培大半生的问学求知和志业求是,经历了一个个务实求真的转变过程,这使他成为了中国考古界少见的一位有着跌宕起伏人生故事的人,成为了当代中国学者群体的优秀代表。如果要了解当代中国考古学,可以从读张忠培的论著开始;如果要了解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可以从张忠培的做人和做事开始。
——摘自《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张忠培条》
 考古大先生的中国考古学之道——追随张忠培先生晚年著书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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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先生的晚年,我经常从上海到北京,长居短住,经年往复,协助整理他发表和未发表的考古研究成果,有幸聆听、笔记、录音他口述的80多年人生历程和65年的考古经历。虽然他已经在2017年离开了我们,但不少当时的情形还恍如昨日。
记得那是2013年前后,《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一书计划收录张忠培先生传略,张忠培先生曾任院长并在此退休的故宫博物院科研处联系到我,说张先生建议由我来具体撰写。我接到任务后,前后用了大约半年的时间,集中精力收集各种资料。他对我提出的撰写原则并不多,主要有以下两条:第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不要溢美,不要拔高;第二,你写出来的应该是你高蒙河所认识和理解的张忠培,而不一定是我张忠培认识和理解的张忠培。
我写成的传略,初稿约2万字,后定稿压缩到1万字左右。然而,收集起来的先生的考古成果有约25本著作和近300篇文章,总字数在500万字上下。这让我惊讶不已,连先生自己也说没想到。这么多的成果,不可能都反映在只有万八千字的传略一文中。正在我思忖如何是好之时,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开始组织编写《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于是我又写了《编札记》并连同精选出来的近百篇要目,共约2万字,交给了负责论文集编撰的同志,并发表了出来。
 考古大先生的中国考古学之道——追随张忠培先生晚年著书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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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面的第二篇文章是第一篇的副产品,那么这个副产品又延伸出了第三个和第四个副产品。张忠培老师做研究写作的一个特点,是常将写作过程中所完成的初稿、修订、定稿等时间标注在文末篇尾,这样做的原因,一是他有些选题写作的时间周期很长,他想完整地记录这个专业思考和学术创作的过程;二是他的一些论文或讲话或是与他人联名发表、或是由他人记录整理,他都要一一说清楚。这种看似简单的文责自负的做法,想必是要对学术史有个交代。所以在做《张忠培先生六十年学术论著要目》时,先生也要求我把与他当时写作背景相关的资料和过程做进去,于是资料越积累越多。后来为了查找便利,我索性就按照年代罗列了起来,这样就慢慢地变成了年谱式的资料记录,到先生2017年辞世时,已经积累到了约8万多字。后来在他逝世后编辑出版的《纪念张忠培先生文集·怀念卷》中以《张忠培先生年谱简编》刊出。
给张忠培老师做年谱和论著目录的过程中,我渐渐发现先生的很多文章都是就一两个相关问题进行了长期关注和追踪研究。比如早年的《中国北方考古论集》《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等。除此以外,先生以李济、裴文中、梁思永、夏鼐、尹达、苏秉琦、宿白等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代表人物为对象,回顾和反思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学走过历程的文论,约有25篇;给他人考古学成果所做的书序,涉凡考古学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传承五大方面,既有不同阶段的热点课题,也有理论方法的长期思考,还有学科建设的理念定位,反映出不同时期中国考古学的变化,约有55篇;还有一类则是先生在2008-2013年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期间,推动各类学术活动的讲话和论述,反映了新时期中国考古学会在他的领导下服务、助力、引领当代中国考古学发展中所发挥的巨大主体作用,近80篇。于是,我提议并作为主要参与者之一开始协助他编撰集他一生研究成果之大成的三卷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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