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感受比别人要深刻一百倍！他像海绵吸水一样，从异国的音乐、美术、建筑、戏剧……语言和生活习惯中，得到了海洋一样辽阔的启示。一年不到，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可以说，他在一年里得到东西比许多留学生五年得到的还要多。他不仅学会了俄文，也多少懂得一些其它东欧国家的语言人。特别是与音乐相关的理论、知识，好像这一切本来就属于他，后来不过遗忘了而已。现在，模糊的都清晰了，浅淡的都鲜明了。
他深深地迷醉于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斯美塔那、鲍罗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肖邦、鲁宾斯坦、萧斯塔科维奇、德沃夏克、艾奈斯库……更何况在当时的苏联和东欧，还可以间接地接触到西欧的经典作曲家的作品。正因为他的眼睛、耳朵和全部思维活动集中在西洋音乐的海洋里，对于当时的苏联和东欧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所知甚少。
回国后，开始广泛地和苏联、东欧留学生进行交往。他并不喝酒，也不参与无谓的纠纷。为什么他在北京会给人造成酗酒闹事的印象？而且一直反映到中央军委？这个谜团一直到1971年春天，在他濒危的时候，我才略有所知。
在人人都直接或间接参与整人的年代，他宁肯装傻。在批斗别人的会上，他甚至拒不表态。文革开始之前，我们在随县大洪山参加“四清”。四月份，我们听了工作队（也是省长）张体学的一个报告，他在报告里透露了很多使我们吃惊的消息。
如：瞿秋白并非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尔基不仅不理解列宁，政治上很成问题……我国在三十年代就有一条文艺黑线……田汉很可能是叛徒……虽然语焉不详，我和高如星私下里交换意见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这些话并非一个省长敢于随便说的。于是，我们预感到中央将有很大的动作，而且又是针对意识形态而来。
果然，正当我们和农民在一起打着火把，赶着插夜秧的时候，通知来了：立即回武汉参加文化大革命。
一回到武汉，话剧团的院子里90%的大字报的矛头是指向我的。虽然我到武汉只有一年多，参加过一部歌剧剧本的创作，自己独立写了一部话剧剧本，而且内容都非常革命，我们写的歌剧《枪之歌》竭尽全力歌颂的是毛主席“全民皆兵”的伟大战略思想。话剧写的是越战中的越南民族英雄阮文追，竭尽全力歌颂的是毛主席“把武装革命的火焰燃遍全世界”的伟大战略思想，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呢？我真佩服中国人的理论水平，昨天白的还是白的，今天风向一转，又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
而歌剧团90%的大字报的矛头是指向高如星的。
我和高如星同住在一层楼上，回到宿舍我就十分无奈地对高如星说：“如果我们没调到武汉军区来，这两个团不是没有阶级斗争吗？没有阶级斗争就得找出几个修正主义分子批斗，批判他们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了。”
这话悄悄地说完不久，我和他就都被隔离起来了。隔离就是私刑监禁，冠以“群众专政”的名义，这样对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和高如星被囚禁在相距只有一百多米的两座楼房里，互相不通音信。我的一个衣物袋里偶然夹带了一只小型半导体收音机（那时，中国还不会制造小型半导体收音机，又不许进口日本货，少量日本货非常昂贵），深夜，在看守的注视下，蒙着头冒险收听美国之音（那时称之为偷听敌台，如被告发现，就有被判刑或枪毙的危险）。正好是全世界都在纪念贝多芬逝世140周年，全都是最有名的交响乐团在演奏，我往往会泪流满面，在忘形之余，常常想起高如星，他要是每天深夜也能听到该有多好啊！
我知道他没有半导体收音机，真是太遗憾了！从看守我们的人的议论里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情况，因为他的出身很过硬，给他戴的帽子只能是“***修正主义分子”。说他在隔离中态度很坏，而他那位刚刚生了一个儿子的妻子王云霞，态度更坏。抱着初生儿子拉着政治委员要丈夫，当着众人大喊大叫：“你也是个结了婚的人了！知道不知道？白天要丈夫，晚上也要丈夫！儿子要父亲！妻子要丈夫！没有丈夫不行！我要丈夫！”政治委员一再说这是群众专政，他也不敢管，王云霞还是天天找他，天天喊，终于喊出了成果，不久高如星在专人押解之下回家，让他与妻儿团聚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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