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珍贵的半小时里，妻子一直都在用泪眼看着丈夫，而丈夫从头到尾说笑话，用手拔弄着儿子的小鸡鸡对押解人员说：“你们看，我的嫡亲儿子，一点假都没掺，绝对是纯种，小鸡鸡也是歪的。”而且他当着押解人员的面，不断的拥吻妻子。在绝对禁欲的中国和绝对禁欲的年代，这简直是“无耻”，押解人员连忙宣布会见结束，把高如星匆匆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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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如星与妻子王云霞合影
王云霞在当时曾经说过一句让人伤心欲绝的话：“我只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的这个人还囫囵个地活着。”而命运似乎故意和她作对，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属于她的这个人”变不存在了。
五
文革的第二年夏天，武汉造反派转入夺权，武斗开始升级。军内的造反派外出串联，被隔离的对象有过一段相对的自由，白天可以外出。我和高如星经常结伴同行，目睹了当时震惊全国的武汉事件的前前后后。
……有些孩子象在国民党统治下那样，学着三四十年代的革命者的样了，傻乎乎地迎着“百万雄师”的铁矛，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
……
武斗中，两伙庞大的人群都被打得伤痕累累，绝大多数人越来越糊涂，糊涂了就不那么认真了，应该说是好事。那些渐渐清醒了的少数，顿时放弃了“斗争”的热情，变成“逍遥派”，其中有些人即使是想当“逍遥派”也已来不及了，因为他们或是被掩埋了，或是被囚禁了。
……
我和高如星的短暂的有限的自由也随之而结束。重新被禁闭起来。……
1967——1968年，有一段时间高如星为了我和别人的问题远走北京上访。今天想起来实在是可笑之至，来自全国的上访者，竟然都以为北京有颗金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高如星在北京，和千千万万上访者一起，沿着红色宫墙竟日奔走，哪一扇门会真的为上访者开启呢？
从他去北京那一天起，死神就悄悄跟着他的同行者的阴影走到他的身边，他的同行者s是一个危险的朋友。
善良的人们啊！要牢记！虚伪的朋友往往就是死神的帮凶。北京上访回来以后，高如星也就失去了自由。
六
我和高如星都是被批斗的对象，一面挨批斗，一面劳动。批斗好几个月以后，进入外调阶段，我们相对就空闲下来，被交给各连的事务长管辖。开始，我在伙房担水、烧火，由于我改灶的成功，每天都能节约大量煤炭，炊事兵都来参观学习，事务长十分高兴，给了我一个新差使：买菜。非常巧的是，高如星也领了一份和我相同的差使，在另一个连队当采买。
第一次我和他在公路上会面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们连那个小眼睛事务长极其尖酸刻薄，即使没有活干，也要让被审查对象在地上用辣椒、西红柿、苞谷米摆成革命标语。每天清晨五点，我就得骑着自行车在公路上和他汇合，到十几公里以外援集市上买菜。买好了菜，我俩在回来的路边，找一个背风向阳的山坡，并肩躺在暖洋洋的青草地上，一面偷闲晒太阳，一面悄悄地神聊。
我们交谈的范围很广，从当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到自己的感情生活。他是极其坦率的人，对我完全敞开胸怀，他谈到从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留学生向他透露的东欧普遍的思想波动，和东欧发生过的一些政治事件，同时也委婉地说出自己对中国正在进行中的运动的怀疑。当他谈到发生在东欧的那些难以想象的片片段段时，嗓音压得很低很低，我甚至吓得索索发抖。对于他过去那些被人们广为传说的感情事件，也一五一十、毫不保留地向我详细地叙说了一遍，甚至还谈到性。
在那个绝望的年代，他仍然想着和我的新疆音乐之旅。“啊，那里是一座丰富的音乐宝库。”使我感到特别沉重的是，他大声对我说：“我的头脑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美丽的旋律，可就是他们因为极少数人喜欢听枯燥的口号，就让我把自己的喉管掐断！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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