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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孔子在《论语·宪问》中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高于利的观点初见雏形。孟子认为““仁者，心路也；义者，人路也”，奠定了崇义贬利的理论基石，即便荀子也说“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历代君王于是均以重义为荣，不敢言利。汉武帝时著名的“盐铁之争”更是从治国的高度上强化了重农抑商的格局，结果便是现代以前，中国经济发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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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千百年来的义利之争在西方经济学、价值多元化观念涌入后，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商业逐利商人趋利是一种本能，但这个本能扩大到整个社会，便会出现不择手段、巧取豪夺、坑蒙拐骗现象的泛滥，商业伦理、道德法律，则被有意地忽略忽视，抛诸脑后。而这，又会引起在社会层面意义上精神与人格的坍塌崩坏，形成人人互害、人人相防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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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义利同等重要，无先无后，不分轻重。义利并举自是最好，具体情境下对义或利略有偏重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只强调义而打压利，或者只追逐利而践踏义，都会导致或政治或经济或人性方面的破坏，均不可取。用辩证的观点来看，义与利完全可以既对立又统一，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贯通。时局动荡时多推崇义，经济低迷时多强调利，但不贬损对立面，才是有益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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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铜像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对此句的理解颇多，角度各各不同，笔者倾向于朱熹的注释:“信，约信也。义者，事之宜也。复，践言也。恭，致敬也。礼，节文也......言约信而合其宜，则言必可践矣。致恭而中其节，则能远耻辱矣。”尤其当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诚信乃其中应有之义。笔者认为，现当代需要诚信，践诺守信便接近义的高度了，诚信者无论义利均可获得。因此，现当代的君子，取“信近于义”之意，符合时代要求，符合道德规范，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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