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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之别，自古有之，尤以南北朝时期为盛，在当时，南北之间不仅因为地域原因而风俗、习惯不同，还因为两地分属敌国，互相之间争斗不断。南北之争，不但在军队攻伐上，文化领域中的争斗也必不可少。据载，南北朝时，经学已分为南、北两派，除去《诗》、《礼》之外， 南朝为“魏晋”之学，北朝为“东汉”之学。《北史·儒林传序》中记述：“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南朝好魏晋，采老、庄之意，常有新思想开拓而出）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北派保守，沿袭汉朝儒学，学问深奥却也烦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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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是南朝、北朝的合称，南有刘宋、南齐、南梁、南陈四朝，北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南北的争斗一直延续，明朝洪武年间，就因南北之争的缘故，引发了明朝初期最大的科举案件，史称为“南北榜案”。当时是洪武三十年，时值二月会试，儒生士子们踊跃参加，都希望在这次科举考试中登榜进士，光耀门楣。其中，有一人名为陈安，其人能诗善文，少有才名，和林鸿、陈仲完、唐泰、高棅、唐震、王恭、郑定、王偁、王褒并称为“闽中十才子”。如此才华横溢之人，在二月会试中理所当然的力压众人，夺得头魁，高中二月会试“春榜”状元之位。有道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本该高头大马，衣锦还乡的陈安却未得此殊荣，反倒在高中状元后一月未到，就被明太祖朱元璋亲自下令车裂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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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举史上，举人数以百万计，进士亦有十多万名，但状元少之又少，总计可考的文武状元仅有七百七十七人。陈安之所以落到如此下场，就是因为他陷入了科举榜上的南北之争。二月会试中，由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主持丁丑科的殿试，后等至发榜，殿试第一的状元自然是陈安，（陈安为福建闽县人，是南派学子）而随后取录的五十一人竟然也全是南方人，北方人则一名未取，故此次二月会试的”春榜“又称为”南榜“。全取南人，而弃北人，这在历科中也是头一次，成功的点燃了北方士子的怒火。于是在此次科举中落第的北方举子们纷纷上疏，以主考官刘三吾等人皆为南方人为由，告其“私其乡”。朱元璋在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怒，马上派遣侍读张信、侍讲戴彝及新科状元陈安等人复阅落第试卷，不得徇私。但复阅的结果不如人意，春榜上的名字一字未动，排名一字未改，皆因北方士子上交的考卷全都文理不佳，更有甚者上书禁忌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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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三吾曾刊定三科取士法，为御制《大诰》、《洪范注》作序。后因南北榜案坐罪戍边，建文帝时方召其还。北方士子们对这样的结局怎会满意？于是他们又联名上书，称刘三吾﹑白信蹈两人私下嘱咐张信、戴彝、陈安等复阅之人，要他们将陋卷进呈圣上。这下朱元璋就不只是下旨复阅这么简单了，他先是处理了和此案的相关官员，张信等所派官员皆被车裂处死，而陈安也因复审时，未有明确批语，就被判定为“有惑圣览”，处流放，但之后仍是受此案牵连，亦被车裂处置。后于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试阅，此次廷试，取录任伯安等六十一名北方士子，以韩克忠为状元，王恕为榜眼，焦胜为探花。因是六月出的榜，故此称为”夏榜“，又因此次所录六十一人全是北方人，所以又叫做”北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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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办事向来雷厉风行，不留情面。从此次”南北榜案“中就可见一斑。自”南北榜案“后，明朝始分南北取士，至朱元璋后遂成定制。然这场看似只是一场科举舞弊和反舞弊的案件，实际上却一点不简单，乃是一次朱元璋利用科举来制衡朝堂、笼络士人的政治手段。首先来看奉命当主考官的刘三吾，此人可谓大儒，他与汪睿、朱善三人并称为“三老”，《明史》上有载：“（刘三吾）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这样一个德高望重，人品学问皆为上上乘的老臣，又怎会徇私舞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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