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雷雨》的版本链，也包括《日出》《北京人》，可以说有三个“定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文化生活版”、五十年代的“人民文学版”、新时期的“川版”。从这几部名剧的版本史，可以看到漫长的时代光谱的变化。
新京报：你提到《雷雨》的“原始意图”，具体是什么？
王风：《雷雨》最早的单行本，附有作者的《后记》，里面提到当时的评论，认为这部作品是“暴露大家庭的罪恶”。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也是“新文学”常见的主题，巴金的《家》就是这个主题，鲁迅也提到《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雷雨》确实很容易被定位成“社会问题剧”或“家庭伦理剧”。不过对于这一说法，曹禺只是相当勉强地予以接受。他自承的意图是要表现“天地间的‘残忍’ ”，人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以悲悯来写这些人物的冲突。
因此《雷雨》的最初意图还是“人”的终极性问题，或者更具体说，是“命运”。人物的身份被派定，其归宿仿佛也是命定的，无法逃脱，所谓“天地不仁”。其实不止《雷雨》，《原野》更是如此。《日出》以及《北京人》中的曾家，多少也是如此。在曹禺早期剧作中，“命运”显然是核心主题，是他安排人物和情节的动力，这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戏剧对他的影响。
当然，由于他安排戏剧冲突和塑造人物个性的天分，这些戏剧本身就容纳丰富的弹性。《雷雨》是一个家族的故事，从社会批判的角度去理解，也顺理成章。而各个人物都有其社会身份，那么做些改动，纳入阶级斗争的立意，并不十分困难。
新京报：那我们现在重新看待《雷雨》，应该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理解？
【《雷雨》文本曾大改过六次，是一部漂流于时代的剧作】王风：我并不认为需要确定一个终极的、标准的《雷雨》。从作者角度来看，曹禺一生也是变化的。不断地改写，固然有外部因素导致的不得不然，但也不能否认有他内在的思想变化。一直到八十年代他自称的最后定本，《雷雨》的序幕和尾声都没有恢复。因此，《雷雨》既是一个剧本，也可以看作是时代和作者互动的一组剧本，我们不能说三十年代的曹禺才一定是“正确的”曹禺。
另外，剧本最终要经过导演和演员呈现于舞台，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演绎。1949年前有些商业演出，突出其中的“三角”，也确实《雷雨》中的所有人物，除鲁大海外，都在不同的“三角”关系中。五六十年代的演出，周朴园和侍萍之间剑拔弩张，完全是阶级仇恨的关系。九十年代又有导演用文化生活版来排演。或许未来某一天，又有新的形态。《雷雨》是名作，名作之所以能长久存在，一方面是作品本身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阐释可能。
再有就是作品最终是呈现于观众的，不同时代的观众，同一时代的不同观众，理解可能完全不同。乱伦、家庭、阶级、命运，都可能是接受的视角。固然可以说这是误解那是误解，但误解也是一种理解方式。还是那句说俗了的熟语，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关键在于，由于曹禺塑造人物和构造情节方面的出色才华，《雷雨》有着强大的张力，如此提供了各种改造的承受力，以及多元复杂的理解和阐释维度，这可以看作它的荣誉。
新京报采访人员 刘臻
编辑 田偲妮 校对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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