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现在大家对谷、邓这两个国家有了一定的了解，也知道他们确实与自称“蛮夷”的楚国是邻居。因此，刘敞对于两国国君使用夷礼来朝见鲁侯，而被鲁人轻视的说法应该是说得通的了。但不知各位是否还记得，当初杞侯面见鲁桓公时，就曾因使用夷礼而遭到鲁国讨伐。可即便这样，鲁国史官在《春秋》中也只称呼其为“杞侯”，并未写出他的名字。为什么到了这里，谷伯、邓侯就要因使用夷礼而被直呼名字呢？显然，刘先生的说法也不完全准确。那谷、邓二君被记载姓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大家也无须太着急，毕竟称“鲁人是由于轻视两位访客才直呼其名”的这个观点，都是源自《左传》。既然《左传》这条路走不通，咱们还可以看看《公羊传》和《谷梁传》嘛。果然，两位先生这次又提出了与左先生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之所以《春秋》会声明两位国君的名字，完全是因为谷、邓二人失国了。这连国家都没有了，自然不能像正常的诸侯国国君那样称呼了，因此鲁国史官们特意给二人加上了名字，以示区别。
如此看来，公羊、谷梁二位先生提出的，用记名和不记名的方式来区分失国与享国的诸侯，确实有一定道理。但“闲叙”不得不再次提出质疑，因为还是咱们之前讲过的，州国最后一任国君淳于公，也是一位亡国之君。《春秋》在记载淳于公访鲁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也没称呼过他的名字，怎么到了谷伯、邓侯这里就区别对待了呢？更何况，谷国灭国时间确实无据可考，但邓国灭国时间可是在《左传》等书中有着明确记载的，要到楚文王时期（即鲁庄公十六年）才被楚国所灭。因此，发生在鲁桓公七年的这次访鲁事件，邓侯根本就不是一位失国之君，说明两位先生的说法依然不是咱们想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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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谷梁认为：两国君因失国才被记名
这下可真的比较麻烦了，“春秋三传”的作者都没能很好地解释鲁国史官的意图，而缺省时节的写作手法又说明这件事极其重要，要如何找到答案呢？于是，鄙人开始大量查阅各种与此相关的书籍，看到的解释大多与“三传”类似。稍微特殊一点的解释是：认为鲁桓公本是杀害兄长夺权的恶人，而谷、邓两位国君不仅不嫌恶他，还主动交臂来朝（即拱手朝拜的意思），实在是一种恶行，所以记名来贬斥他们。但鲁桓公一朝来访问鲁国的他国国君何其多，其他人怎么没有因朝见恶人而被记名呢？显然这种解释依然不对，甚至更加牵强。
看来想从现成的史料中，找出谷、邓两位国君被记名的原因是很难了。但翻看这么多史籍以后，鄙人脑海中多少也有了一些思路。接下来，不如让我给大家说上一说，看看是否有道理。
其一，《春秋》如此重视鲁桓公七年夏季的这件事，并非表面上写的，只是两个访客朝拜鲁侯那么简单，大家应该将其对比着鲁桓公二年的记载来看。当时蔡侯、郑伯的一次会面看似普普通通，实则是中原诸侯“始惧楚也”的信号。而这次事件同样与楚国有关，说的是楚熊通继伐随受阻之后，又计划转向西北方拓展疆土的行动。正因如此，楚人的行动威胁到了两国的生存，这才逼着他们先后来到鲁国寻求帮助。（根据《春秋》记载的方式，显然是谷伯先到、邓侯后至。若两位国君是一起朝见鲁侯的话，理应把爵位更高的邓侯写在前面，并准确地记下到访的日期。书中既然没有准确日期，又是谷伯在前，就一定是分开造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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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中原诸侯十分关注的楚熊通
其二，谷、邓两位国君会被鲁国史官记名，或许有刚刚提到的那些因素，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二人访鲁的目的不纯。他们此次前来，名义上是拜见鲁侯，实际上应该有举族迁移至山东，想让鲁国辟出土地供他们重新安家的想法。这样的要求在鲁人眼里当然是相当过分了。因为他们两个即将失国的国君既跟鲁侯没有什么交情，还是从南方僻壤之地来的“蛮夷”，鲁桓公怎么会为了他们分出本国的土地呢？所以，鲁人不仅拒绝了两位访客求附庸的请求，还用在《春秋》中记名的方式来贬斥他们，有些骂他们痴心妄想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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