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作为整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领导者，上承天命，下理万民，一言一行皆可为万民垂范。时人认为帝王饮食习惯不仅事关个人德行修养，而且与国家治乱兴衰相关，以饮食节俭规谏帝王的现象相当普遍。北宋名臣范祖禹认为，“古之圣帝明王莫不以俭为美德，侈为大恶”，规劝帝王俭以养德，避免奢侈靡费。韩琦曾经建议仁宗皇帝提防“内患”，其中就涉及“浮费靡节，横赐无常”（《东都事略》卷69）等内容。苏轼提出身为人君“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也”，倡导德行节俭（《东坡应诏集·策别》）。曾巩也有类似观点，在论及国用之时力倡节俭为先，认为“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元丰类稿·议经费》。南宋大臣胡铨在《经筵玉音问答》中记述了与孝宗饮宴对话的情形。宴席间孝宗提及“子鱼”味道鲜美但需节俭食用，受到极口称赞：“陛下贵极天子，而节俭如此，真尧舜再生”。绍熙初年光宗即位，彭龟年上疏分析南迁以来面临的窘迫形势，强调国家之所以困乏，军民之所以穷悴，士大夫之所以骄堕，皆由一“侈”字起，“侈生于逸，逸生于豫，日益滋长，恐致蛊败”，规劝新帝戒奢从简。
为了达到劝诫和警示效果，以文人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往往渲染因果报应，纵观宋代文人诗词及文集，记载因饮食奢侈浪费而遭受报应者比比皆是。《归田录》记载名臣寇准少年富贵，夜宴饮酒无度，燃烛通宵达旦毫不顾惜，以致厕所里烛泪落地成堆。而历仕真宗、仁宗两朝的杜衍为人清俭，任职期间不曾燃用官烛，仅用油灯一炷。后来杜衍“寿考终吉”，而寇准晚年却遭南迁之祸，客死他乡。对比之下，欧阳修认为“虽其不幸，亦可以为戒也”，传递出的就是“俭能善终、奢有恶报”观念。洪迈在《夷坚志》一书中多处叙述因饮食奢侈浪费而遭受报应的事例，用“过度奢费必遭天谴”来警诫世人。如绍兴年间，镇江有一酒官，沉湎于饮宴会客，“务以豪侈胜人”，数年之后落魄潦倒，乞讨为生。面对前后际遇的巨大反差，他痛悔不已，承认“天实折磨，何所追悔”。
随着对节俭理念、戒奢意识的逐渐认同，宋代士大夫不仅将其视为建立个人良好品德形象的要求，而且强调家风节俭朴素是子孙后代福泽不衰的重要保障。名相寇准作风奢侈，子孙后代“习其家风，今多穷困”，被作为奢侈败家的典型，成为士大夫自我反思和规劝教育后人的案例。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列举了诸多奢侈浪费而导致家道衰落的事例，明确提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意在劝诫后人谨守节俭之道，避免沉湎于奢侈浪费的生活风尚，这句话逐渐传播开来并成为后世宣扬节俭理念的警句名言。不仅如此，他在生活中也厉行节俭，以身作则，讲学期间亦只“一杯、一饭、一面、一肉、一菜而已”，饮食相当简朴（《江行杂录·说纂七》）。陆游在《放翁家训》中谆谆教导后世子孙，凡饮食但当取饱而已，“彼多珍异夸眩世俗者，此童心儿态，切不可为其所移，戒之戒之！”个人和家庭之外，乡里地方在树立乡约规范时，同样将节俭作为重要内容广为宣传，教化乡里。乡贤吕大钧在《吕氏乡约》中明确提出所谓德行“不修之过”，其中即有日常用度毫无节制，过于侈费以致“不能安贫而非道营求”，具有潜在的损身败家风险。再如时人舒岳祥所谓“粗茶淡饭是家风”（《阆风集》卷2）等安贫乐道理念都成为规劝乡民谨守节俭生活作风、稳定社会秩序的箴言。
总体来看，面对饮食奢侈浪费现象，宋代士大夫从个人、家庭、乡里社会乃至国家兴亡的角度进行阐释，宣扬戒奢从简的生活理念，努力营造“俭以养德”的社会氛围。经过不断的宣扬与倡导，广大民众逐渐接受“节俭为美”的德行规范。“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治家格言》）等成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信服遵循的至理名言，时至今日依然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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