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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杜虎其余四处“卫”“杜虎”“宋文信”“李”基本是人名姓氏，其中“卫”的繁体一般多作“彳”旁，此处作“亻”旁，为异体字。异体字出现在碑志中也叫碑别字，是刻字工匠的一种手法。这位“卫”氏匠人把姓氏刻的很大，可能此人有点身份地位，而且刻了两笔画又换了个岩石状况好的地方重刻，可见其有充足的时间和耐心，只刻出一字，也显示出其宗族观念和自我克制意识。“杜虎”“宋文信”两处铭刻，字体小且在不显眼的地方，有一定隐藏和胆怯心态。“李”字尺寸最大，有隶书形体意蕴，从其所处位置来看，年代或晚于上述几处铭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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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宋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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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李通过对以上铭文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点粗浅认识：一、辽代中京川州人张德，参与了第3窟后室的工程，时间可能在第3窟三尊造像之前或后期妆銮之前，是最早将名字刻到崖壁上的人。二、本寺僧人法义及马姓弟子，在第3窟做过供僧活动，时间在张德所做工程之后，在三尊像完成之后或后期妆銮后，活动时窟前已有寺庙建筑，有僧人住寺。三、“卫”、“杜虎”、“宋文信”几人或是与前述人员同时代，但辈分资历略低，留名位置在右侧。“李”字铭刻时间应该最晚，或晚于上述人所处时代。四、第3窟主佛面部及上身有方形凿孔，内有铁钉至今存在，似乎曾经妆銮，如放中线施工，则时间在张德所做有关工程之后，说明张德所做是开窟或造像工程。五、《金碑》中“母后再修”指辽兴宗的母亲辽圣宗钦哀皇后，如若装銮属再修，那张德有可能就是辽圣宗时参与初修的人，初修内容是否包含三尊像的开凿？不能排除。六、法义及其弟子供僧活动或与妆銮有关，明窗上的长明灯抑或在妆銮时设置，他们的活动与张德活动有一定时间间隔。新发现的第3窟几处铭刻中，“川州”二字意义重大，他指明了工匠的来源地，而这个地名又有史可查。关于“川州”这一地名比较权威的考证，是周振鹤主编、余蔚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第二编第三章《中京道府州城县沿革》中“头下白川州-白川州-川州”条，著者经过严谨的论证，得出结论是：“该川于天禄五年（951）所发生的改变，仅是改变归属，改名之事，却另有其时”，“直到辽末，白川州才徙治宜民县，并改名川州。至天庆六年（1116）《辽史》方载有‘川州’”。[8] 按余蔚的说法，刻在云冈石窟的“川州”二字的时间应该不早于辽末金初这个时间段。此时间段内云冈石窟修护活动有辽“天庆十年（1120），赐大字额”；金“天会二年（1124）改拨河道”，都似乎与第3窟无关。而与第3窟有关的是“皇统三年至六年（1143-1146）重修灵岩大阁九楹、门楼四所等”，却没有提到开窟造像或修像。如果默认“川州”二字是张德此时留刻，则金代皇统年间（1141-1149）是铭刻时间下限。虽然元代至正五年（1345）出土的《重修川州东岳庙碑》[9] 中仍有“川州”之称，但笔者认为元代在云冈石窟开窟修像或建筑的可能性不大。明代边事战乱，更无可能。在历史上，川州和云冈在佛教上有某种渊源。川州曾经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慕容氏燕政权的都城龙城的属地，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朝阳市地界。朝阳市号称“三燕”（前燕、后燕、北燕）都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公元485年前后），在三燕龙城宫殿旧址上，冯太后为其祖父北燕王冯弘祈寿冥福和弘扬佛法而修建了“思燕佛图”，即今天朝阳北塔前身。这时的朝阳属北魏营州昌黎郡龙城县，还没有“川州”这个名称。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营州刺史元景在距朝阳东六十多公里的义县开凿万佛堂为皇室祈福，这个石窟含有云冈、巩县、龙门等地石窟造像的风格，显示出北魏都城主流造像艺术向东辐射的印记。到了辽金元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依然崇信佛教，辽初和辽重熙十三年两次维修了朝阳北塔。辽代兴宗、道宗时期在云冈的建筑工程浩大，对云冈佛像有过补塑妆銮，均有遗迹见存。云冈辽代“十寺”之名、《金碑》中“重熙十八年母后再修”说明辽代在云冈的工程是皇家性质的，第3窟铭文带有私刻意味，从这点上看，无论如何不能算到辽代皇家工程里。而金代王禀慧化缘重修灵岩大阁为个人善举，可能有工匠私刻留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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