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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185，《两晋南北朝史话》连载28（点击蓝字可查看上篇），欢迎收看。01、儒家经学的锐变儒学以孔子为宗师，是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儒家经典有 《诗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等，成为后来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历代学者对儒家经典的训解和阐述，称为儒家经学。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达到统治广大汉族地区的目的，也十分重视儒学这个汉族传统思想文化。如建立汉赵国的匈奴族人刘渊，早年就读过《诗经》、《尚书》、《周易》等经学，特别喜爱《春秋左氏传》。幽、冀的一些儒生名士纷纷投靠他。建立前赵的刘曜在长安设立太学，并亲临太学主持考试。后赵统治者石勒虽文化低，但他让儒生读史书给他听，又重用“博涉经史”的张宾为谋士。前燕慕容廆在辽东时虚心引纳中原儒士，慕容皝让大臣子弟到学校读书，自己也到学校亲自授课。前秦符坚统一北方后，下令恢复太学和地方学校，让公卿子弟入学，规定年俸百石以上的官，不通一经，就要罢遣。汉人张轨建立的前凉，更是重视儒学，成为北方大乱时中原传统儒学的主要保存地。总的来说，魏晋时期由于玄学的出现，当时儒学家多兼通道家，这是魏晋时期儒学的主要特点。南北朝时，南北经学各有不同特点。清末刘师培说：“六朝以降，说经之书，分北学南学二派。北儒学崇实际，喜以汉儒之训说经，或直质寡文；南儒学尚浮夸，多以魏晋之注说经，故新义日出。”西晋灭亡后，中原当权的世家大族和士人纷纷过江，这些人多崇尚儒学，又好老庄，两者结合，阐发经义不拘家法，随意发挥，这是魏晋学风的继续，是南朝经学的主要特点。当时除《诗经》、《三礼》（《仪 礼》、《周礼》、《礼记》）用郑玄笺注外，《周易》用魏国玄学家王弼注，《尚书》用《孔安国传》，《左传》用晋朝杜预注，都是魏晋人的注。南朝经学另一个特点是因受佛教影响，把讲经记录编成讲疏、讲义，并写出比经注更详细的义疏。义疏是指广搜群书，补充旧注，究明原委，或会通古书义理，加以阐述发挥，如梁武帝撰有《群经讲疏》二百余卷，内有《周易讲疏》、《尚书大义》等。梁皇侃撰有《论语义疏》等。南朝的这些讲疏、义疏成为唐代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的依据。南朝经学的第三个特点是礼学发达。这与门阀制度盛行、世家大族重视等级尊卑有关。如梁经学家崔灵恩对《三礼》尤精，他任国子博士，讲授时听者常数百人。他撰《三礼义宗》三十卷，杂采郑、王之说，在当时众多礼学著作中出类拔萃。南朝治礼学者中，又对《丧服》 特别重视。如雷次宗撰有《礼服》、庾蔚之《丧服要记》、严植之 《凶礼仪注》、顾越《丧服义疏》等。北朝经学的特点是学风保守，撰述也少。墨守东汉旧说，以章句训诂为主，不愿别出新义。其经书中《周易》、《尚书》、《毛诗》、《三礼》用郑玄注，《左传》用服虔注，《公羊传》用何休注。北学著名学者有徐遵明、刘献之、张吾贵、熊安生等。徐遵明讲学二十余年，传授《周易》、《尚书》、《三礼》、《左传》等，他的学生多达上万人。刘献之与张吾贵齐名，都被称为“儒宗”。刘擅长《毛诗》，作《毛诗序义》，另撰《三礼大义》、《三传略例》等。张吾贵讲《左传》，兼用杜预、服虔注，学生常有数千人。熊安生通五经，精三礼，北齐时任国子博士；在北周，任露门博士。 撰有《周礼》、《礼记》、《孝经》诸义疏。总之，北学基本上属东汉“郑学”系统。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写有《经学历史》，认为这一时期是“经学中衰时期”，周予同先生认为这一阶段应该说是“经学中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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