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案例若发生在当下，是否定罪量刑且不论，道德谴责恐怕不可少。不过，古人并未进行道德审判；尽管要比附定罪，需依据成文法，而非主观好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这个案例中没有被贯彻，而是起先议罪的30人不得不承认所议有失。
匪夷所思，却是事实!
古代中国在经历“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洗礼后，官僚制度、郡县制与中央集权体制陆续建立与完善，维持制度正常运作、官吏按章办事、民众承担赋役、社会秩序井然等诸规定，恐怕无一例外地都要取决于律令了。律令无疑是制度文明与理性行政的外在表现。
简牍所见秦汉律令的世界，空前扩充了我们的认知范围。不过，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对于秦汉律令文本的记载为数有限，无他，恐怕就在于父子把握了法家思想的精髓，“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得鱼忘筌，可也。
提及法治时，特意加了引号，只是想提醒读者，彼时的法治与近代以来的法治，不可同日而语。父(母)权、夫权、主人对奴婢的权力，是古代中国普遍遵循的伦理观念，也是法律充分肯定并全力维护的重要对象。律令条文详尽规定，也未必意味着严格执行。
《史记》中记载的酷吏张汤、杜周治狱的事迹，清楚揭示出律令“表述”与司法“实践”的差异。张汤善于揣摩汉武帝心意，凡是武帝欲加重惩处的，就把案件交付给治狱严酷的属下；若是武帝想要减轻论处的，则交付给执法尚轻公平的属下，以至于骨鲠之臣汲黯在武帝面前痛斥张汤，诅咒“公以此无种矣”。虽如此，武帝对张汤信而不疑。由张汤提拔而官居廷尉的杜周，有意效仿张汤之所作所为，“专以人主意指为狱”；面对门客的责备，杜周振振有词，“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张汤、杜周的行径，可以说是对商鞅“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一语的最好注脚。
不过，这恐怕还不是根本症结所在。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出行时马匹受惊，险些受伤。廷尉张释之处以“罚金”刑，文帝盛怒。张释之解释道：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都应共同遵守的，“犯跸”者按规定当处以如此刑罚，而不能因个人好恶而随意加重惩罚；随意加重惩罚，法律就无法取信于人，百姓也就无所适从了。文帝认可了张释之的解释，君臣守法之一面当然可敬。不过，张释之在辩解时，提到一句话：“犯跸”发生时，文帝是可以令人诛杀“犯跸”者。这句话揭示出国君可凌驾于法律之上，后人责难张释之，全在于此。
坦白地说，这种责难没有什么意义。张释之不过是重新确认了一个事实：萧公权先生在梳理古代法家学派的学说理念时，每每以为法家提倡的不少理念与近世的法治思想相似而异——先秦“法治”思想是以君为主体而以法为工具。换言之，法律是治民之工具还是民治之保障，是区分不同类型“法治”的根本依据，古代中国自此与近世的“法治”思想分道扬镳而走入漫长的中世纪。
【 秦汉|张忠炜：考古秦汉律令】晚清以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既有法律体系不得不变。作为媒介东、西法系而成为眷属的冰人沈家本，回顾既往，提出了“法学之盛衰，与政之治忽，实息息相通”的论断。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今引沈家本语，来结束这篇短文：“自来势要寡识之人，大抵不知法学为何事，欲其守法，或反破坏之，此法之所以难行，而学之所以衰也。是在提倡宗风，俾法学由衰而盛，庶几天下之士，群知讨论，将人人有法学之思想，一法立而天下共守之，而世局亦随法学为转移。法学之盛，馨香祝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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