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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张忠炜：考古秦汉律令

中年秦汉汉墓张释之张汤张家山律令汉律

作者：张忠炜，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光明书话】
长久以来，人们对秦汉时代法律知识的了解，主要通过沈家本、程树德等清末民初学者的律令辑佚之作；辑佚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反映当时法律的面貌，却不无可疑。庆幸的是，在秦汉律令亡佚千余年后，拜考古学所赐，我们有机会见到当时的法律文献：不论是种类、数量，抑或是具体内容，均足以大豁阅者之目，呈现出一个前所未知的律令世界。
尽管在敦煌简、居延简等屯戍遗简中，偶尔会见到与法律相关的零星记载，但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墓葬简相比，价值终究有限。墓葬出土的大宗法律文献，以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最为著名：
1975年岁末至次年初，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有《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效律》等500余枚。这是秦简的首次发现，也是秦律的首次发现。
1983年岁末至次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有题名为《二年律令》的律令简500余枚，收录汉律28种、汉令1种；题名为《奏谳书》的法律简200余枚。这是汉律的首次发现。
这两批资料均已整理出版，是40余年来推动秦汉史研究的重要动力，英语、日语等多语种译本业已面世。张家山336号汉墓、睡虎地77号汉墓中，亦出土汉律若干种；新近，值得关注的是荆州胡家草场12号汉墓的资料：
出土律简三卷，3000余枚：第一卷无篇题，收录汉律14种；第二卷自题“旁律甲”，收录18种；第三卷自题“旁律乙”，收录13种；总计45种。令简两卷：第一卷自题“令散甲”，收录汉令11种；第二卷不见卷题，收录26种；总计37种。
从目前来看，出土法律文献的墓葬，均属于秦末或汉初时代，且集中见于今湖北地区，亦即秦汉时代的南郡。当时为什么会以律令等资料为随葬品呢？
或将随葬律令视为身份的标志，亦即，墓主人生前从事某职事，去世后家属会选择若干资料放入棺椁，一并埋入地下的世界。这些材料，有的是墓主人生前的实用之物，有的是出于随葬目的而制作的，属于“貌而不用”的“明器”。或以为随葬律令具有“镇墓”的效用：秦厉行“法治”的传统被推广，律令在现实中所具有的强烈震慑力，是有可能被移置于冥间而被赋予特殊功能的。“镇墓说”虽然没有文献支持，从楚地丧葬习俗的演变看，却完全是有可能成立的。
粗略浏览今所见秦汉律令篇名及具体内容，可简单归纳其主要特征如下：
其一，集类成篇，一事一律。也就是说，某类相关的规定，会构成一篇律或令。比如，贼律是关于谋杀伤人、斗殴等恶性犯罪的规定，田律多与田地制度相关；又如，赐律是关于赏赐的，秩律是对各级官吏秩禄的规定；再如，行书律是关于文书传递的，传食律是关于出行时的饮食待遇。
其二，诸法合体，不限刑律。其中有刑罚法律，如贼律、盗律、告律；但更多的是非刑罚法律：有近乎今天所说的民事法律，如户律、置后律；也有经济类、官吏法类、军法类、礼仪类及章程类等篇章，如关市律、钱律，置吏律，尉卒律、奔命律，朝律、葬律、外乐律，工作课律、治水律，等等。
其三，因俗而治，不易其宜。对于北方的敌对势力匈奴，汉律规定严禁重要物资流出关外；对于边境及境内诸民族，设法治之，胡家草场汉律中有蛮夷律、蛮夷杂律、蛮夷复除律、蛮夷士律、上郡蛮夷律等五种，涉及分封、拜爵、徭役、除罪、朝见、葬俗等，更是我们此前所不知的。
如果说这是秦汉律令外在特征的话，那么，由秦汉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律令体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合而分——秦汉时代无所不包的律，内容渐趋窄化，多与“正罪名”相关；其余内容，或归属与令典，或归属于礼典，或归属于政典，并立而存。
单调的特征叙述，易使人感觉乏味，此时不妨来看一个秦末或汉初的案例。
关中杜县的女子甲(古代的化名)，死了丈夫公士丁，丧棺在堂，就与男子丙在屋内发生“和奸”，第二天被丁母素告发，官吏抓捕甲，商量如何定罪。当时，参与议罪的有30人：女子甲的行为是否犯法，律令中似没有明文规定，故他们以次于不孝罪、敖悍的罪名定罪，议定女子甲当处以完舂(劳役刑名)。这时，因公出差而返回的廷史申(廷史名)，认为诸人议罪不当：女子甲是在丈夫去世后发生“和奸”的，而抓捕甲的人没有案验虚实，也没有把核验后的案情报上，就将女子甲判为完舂，是不是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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