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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发现来看，我国古代铸造铜镜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距今已经四千多年了。铜镜是青铜器中举足轻重的重要门类，既是一件具有实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用品，又蕴含了丰富的艺术价值，“镜”、“鉴”等作为象征明辨是非、自省、镇邪等意象的说法在古文典籍中俯拾即是，如“我心匪鉴，不可以茹”、“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照妖镜”等。古代“镜文化”的深入人心离不开铸造镜子的手工业产出实物予以支撑。自秦朝批量铸镜开始，以铜镜为主的铜铁铸镜业经过两汉时期的长足发展，在三国魏晋南北朝乱世一度中衰，到了经济文化繁荣的唐朝进入鼎盛时期，铜镜种类极其丰富，精工细作，纹饰华美。然而到了手工业同样发达的宋朝，铸镜技艺看上去却衰落了。这一时期的铜镜相对轻薄粗糙，纹饰不仅缺乏创新，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的素面镜。这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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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主要铸镜中心——扬州唐朝时有“扬一益二”的说法，扬州作为当时的商业经济中心，也是对外经贸、文化交流的枢纽城市，广泛吸收了当时各具特色的外来文化因素，百炼精工制作而成的铜镜材质纯正、纹饰繁复、金银螺钿工艺富丽精美。扬州官铸铜镜是深受李唐皇室、达官贵人青睐的名贵贡品，民间私营作坊“扬州铜器多”，铜镜作为当地的一大特产商品畅销国内外，因此铸镜业十分发达，占据了唐朝铜镜半壁以上的江山。唐朝扬州铜镜相传在江心洲搭炉铸造，因此又称扬州江心镜，还形成了端午铸镜的风俗。每年的端午节当天日午，能工巧匠们在扬子江（长江）中心铸镜于船，称为“天子镜”，然后送至京城专贡皇帝。正如晚清宫女口述的《宫女谈往录》中所说：“内廷制造，一不怕费料，二不怕费工，只求精益求精，没这两条，说是御制， 都是冒牌”，由此可以遥想扬州铜镜的工艺之精湛。到了晚唐及其后的五代十国时期，以重工精制驰名海内外的扬州铜镜也受到了战乱的重创，几乎销声匿迹，铜镜生产被迫改良转型。复杂的花草植物、瑞兽人物纹饰简化为白描线条的高士、月宫人物，反映道教、佛教思想的八卦镜、道符镜、“卐”（万）字镜开始盛行。镜体也由厚胎转变为轻薄，形制各异的镜型也逐渐以便携的圆形为主，更加重视实用性能，艺术装饰效果日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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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铸镜中心南移，多个城市竞争激烈不同于唐朝铸镜业主要集中于扬州，宋朝工商业蓬勃发展，市民阶层兴起，出现了多个手工业发达的铸镜中心城市。除了扬州、成都、北宋都城汴京（开封），铸镜中心还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而转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如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湖州、建康（南京）等众多城市都出现了不少传承有序的铸镜世家。宋朝皇帝不像前朝皇帝那样喜好奢华器物，普遍雅好诗书文玩，因此无论是在厉行铜禁时期垄断组织铜器生产的官营铸镜机构，还是在商品经济中顽强发展，渐渐萌生品牌宣传意识的家族私营铸镜作坊。生产铜镜都非常重视在市民群体中打开销路，以期通过将物美价廉的产品“鬻卖于市”薄利多销，赚取丰厚利润。于是铜镜从象征身份地位的华美奢侈品演变成了简单耐用的日常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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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传世的宋朝铜镜看上去远不如唐朝的实物品质上乘，模糊不清，锈蚀严重，不仅工艺水平下滑，而且改变了青铜材质锡、铅配比的成品质量良莠不齐。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因为宋朝铸镜业衰落了，而是由于宋人追求的是铜镜商品价值最大化，是平民生活开始“消费升级”了。唐宋铜禁政策对铸镜业的影响从唐末藩镇割据、战乱连绵开始，剧烈的社会动荡导致北方地区长期铜资源匮乏，各政权都实行了“铜禁”政策。甚至到了宋太宗时期都还严令“民间所营铜器，悉送官给钱偿之，敢有匿而不闻者，论如律”（《宋会要辑稿·食货》）。铜禁政策下官方将铜镜等同于钱币铸造，明令禁止民间私铸铜镜，官铸铜镜由政府专职机构统一生产，以相关铭文作为标示。但其实铜禁的根源并非由于真的缺少铜资源，而在于政局的动荡，再加上宋朝在南方地区发现了不少铜矿，并改进了冶炼方法大幅提升了产能，因此两宋朝廷为了改善“钱荒”的财政窘况，放宽了对私营铸镜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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