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兼性思维与文化基因(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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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字
《说文解字》释“天”:“天 , 颠也 , 至高无上 , 从一、大”;释“大”:“天大 , 地大 , 人亦大 , 故大象人形” 。“大”的本义为“大人” , 与象幼儿之形的“子”相对 , 引申为凡大之称而与小相对 。前面谈到 , 卜辞中的“天”和“大”都是“人” , 都是“象正立之人形” 。据徐中舒《甲骨文字典》 , 卜辞的“天”一般读作和用作“大”(即“正立之人形”) , 其字形除了头上加一横 , 还有两种写法:头上加两横(表示“上”) , 头上加一个方框(突出人之颠顶以表示“天”) 。一个“天”字 , 字形和字义既有“人”(或“夫”)又有“天”(或“大”) , 这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字源说根据 , 更是对中华文化基因之兼性思维的客体性确证 。《周易》八经卦之“乾” , 其卦象是天、地、人三“大”合一 , 亦可视为轴心期中国文化元典对兼性思维之对象或客体的象喻式言说 。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的“天”:“颠者 , 人之顶也 , 以为凡高之称 。始者 , 女之初也 , 以为凡起之称 。然者 , 天亦可为凡颠之称:臣于君 , 子于父 , 妻于夫 , 民于食 , 皆曰天是也 。”段注“凡颠之称”的四个例子 , 是对“天”义的引申或扩展 。作为思维的对象或客体 , “天”的兼性特征在中国文化典籍中得到充分阐发 。在不同的思维主体和阐释主体的眼中 , “天”有多种意涵 。先秦诸子百家 , 各家有各家的“天” , 合起来就是“天”之兼性 。比如先秦文化有孔儒的“畏天”和老庄的“法天”:孔儒所“畏”之“天” , 是命运的天 , 主宰的天;老庄所法之“天” , 是自然的天 , 无为的天 。同处人类轴心时代 , 继北方的老子“法天”、孔子“畏天”之后 , 南方的屈原以其诗人之哲思与哲人之诗性 , 发出疑“天”之“问” 。而屈原的“天问”既关乎天道(自然生态)更关乎人事(政治生态) , 从而赋予“天”更大的兼容性和更丰富多元的内涵 。
“天”作为中华文化基因之兼性思维的客体承载 , 成为后世哲人不断追问的对象 。仅以当代哲学家为例 ,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论“天”有五义:天空(物质之天)、天神(主宰之天)、天命(命运之天)、天性(自然之天)和天理(义理之天) 。庞朴《天人之学述论》在冯氏“五义”的基础上提出“三义”:物质的天(形而下)、精神的天(形而上)和本然的天(形而中) 。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既讲“三义”又讲“二元”:前者指“最高主宰”“广大自然”和“最高原则” , 后者指“无限的客观存在”与“最高的神灵或观念” 。孔子感叹“天何言哉” , 天无言 , 老子说“大音希声” , 庄子说“言无言” 。天 , 颠顶也 。“天”是兼性思维之对象的至上之在 , 因而也是兼性思维的至上之在 。
《庄子·大宗师》说:“知天之所为 , 知人之所为者 , 至矣!”大地上的“人” , 何以知“天”又何以至“天”?这就需要另一个关键词“通” 。《说文解字》释“通”:“通 , 达也 。从辵 , 甬声 。”卜辞的“通”也是从辵、从用或从甬 。用或甬是声符 , 辵是义符 。辵从彳、从止 , 有行行止止之义 。人在大地上行走 , 行行止止是常态 。中华文化基因有两大元素:“不舍昼夜”的行走者 , 是儒家;“虚静无为”的隐遁者 , 是道家 。二者的兼和或包容便是“通” 。
诸子百家|兼性思维与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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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字
《说文解字》训“圣”为“通”:“圣 , 通也 。从耳 , 呈声 。”段注亦谓“圣 , 通而先识” , “一事精通 , 亦得谓之圣” 。先秦典籍常将“圣”与“通”关联 , 如《周易·系辞》有“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 , 而观其会通 , 以行其典礼” , 前引《天下篇》称“圣人”是无所不通的:“以天为宗 , 以德为本 , 以道为门 , 兆于变化 , 谓之圣人 。”儒家以一事不知为耻 , 孔子即为大通之圣 。郑樵作《通志》 , 称自有书契以来 , 能识“会通”之义者 , 孔子为第一人:“惟仲尼以天纵之圣 , 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 , 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 , 然后能极古今之变 。”司马迁心仪孔子 , “虽不能至 , 心向往之” , 作《史记》而“究天人之际 , 通古今之变” 。《史记》之后 , 冠之以“通”的典籍代代皆有:唐人杜佑《通典》 , 北宋司马光《通鉴》 , 南宋郑樵《通志》 , 元人马端临《通考》 , 明人方以智《通雅》 , 清人章学诚《通义》……会通之义大矣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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