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慎《说文解字》对“文”的解释是“错画也 ， 象交文” ， 后来段玉裁注引《考工记》“青与赤谓之文” ， 二人均将“文”释为文采、花纹 。我们知道 ， 文采或花纹只是“文”的义项之一而并非“文”的词根义 ， “文”的词根义须追溯至卜辞即甲骨文 ，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释卜辞之“文”为“象正立之人形 ， 胸部有刻画之纹饰 ， 故以文身之纹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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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象正立之人形” ， 是说“文”乃“人”形之一 。卜辞中“象正立之人形”的 ， 除了“文” ， 还有“大”“天”和“夫”等字 ， 而卜辞的“人”则是“象人侧立之形” 。由此可知 ， “文”首先是一个名词 ， 或者说具有名词的词性 ， 它所描画或展示的是一位正面站立的 ， 胸前有文身的人 。作为名词 ， “文”既是一位活生生的“人” ， 又是一件艺术品、一个文本 。
“刻画之纹饰”和“以文身之纹为文” ， 卜辞之“文”的这两项释义中 ， “刻画”和“文身”是动作 ， 是主体的文化艺术创作行为；“纹饰”和“文身之纹” ， 则是作为名词的“文”（艺术作品）的特性（艺术性和审美性） 。前者赋予“文”以动词的词性 ， 后者赋予“文”以形容词的词性 。
概言之 ， “文”首先是一个名词 ， 界定着一个兼有艺术家和艺术品之双重身份的主体；“文”又是一个动词 ， 叙述着一个正在发生的艺术行为或文化事件；“文”还是一个形容词 ， 描绘着这件艺术品的审美特性和艺术魅力 。一个“文”字 ， 将文化或艺术创作的主体、主体的创作行为、行为之结果（文本）的审美特征融为一体 。“文”的一字三性 ， 实质上是兼性主体的一体三性（创造者、作品和作品特性） ， 生动而形象地体现出中华文化基因之兼性思维的主体性特征 。
在中华文明史上 ， 作为文化基因之表征的主体兼性无处不在 。以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为例 。古代中国 ， 并没有职业的文学家 ， 或者说赋诗作文并非文学家单一的立身之道或谋生之途 。就社会身份而言 ， 文学家亦官亦民：达时为官 ， 穷时为民；出仕时为官 ， 隐遁时为民；天下有道时为官 ， 天下无道时为民 。就文化身份而言 ， 文学家亦学亦文：“辨章学术”时为学者 ， “独抒性灵”时为文人；撰著《新唐书》时为学者 ， 闲谈《六一诗话》时为文人；出任四库馆臣时为学者 ， 退居草堂阅微时为文人 。就学者身份而言 ， 文学家又悠游于经史子集之间：于经部立天下公理 ， 于史部识前车辙痕 ， 于子部拓宽视野 ， 于集部涵养性情 。创作主体这种一身而数任、一人而多能的兼性特征 ， 成功地超越了《天下篇》所说的“方术”而返回“道术” ， 从而成就了中国古典文学及文化的博雅多元和文备众体 。
刘勰《文心雕龙》称“诠序一文为易 ， 弥纶群言为难” ， 前者是“端性思维” ， 后者为“兼性思维”；前者为“方术” ， 后者为“道术” 。《文心雕龙》将“端性思维”形容为“庭间回骤” ， 其弊端是“各照隅隙 ， 鲜观衢路” ， “各执一隅之解 ， 欲拟万端之变 ， 所谓‘东向而望 ， 不见西墙’也”；而“兼性思维”则是“万里逸步” ， 其优长是“操千曲而后晓声 ， 观千剑而后识器” ， 所谓“圆照之象 ， 务先博观” ， “智术之子 ， 博雅之人 ， 藻溢于辞 ， 辩盈乎气” 。中华文化基因中的兼性思维成就了兼性主体 ， 而主体身份的多样性反过来又铸成兼性思维的主体性缘由 。
如果说 ， 由“文”的一字三性 ， 我们可以追溯到中华文化基因之兼性思维的主体性缘由及原质；那么 ， 由“天”的字形及字义 ， 则可以见出兼性思维之对象的天人合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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