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时期和宋金时期，安康为南北政权的分界线，保家卫国、杀身成仁之士比比皆是。如：太元四年（379），东晋梁州都护兼魏兴太守吉挹，在魏山“固守三年”抵御前秦苻坚，终因“城中粮绝，挹力不能抗，秦兵遂破城，挹引刃欲自杀，左右夺其刀。会秦兵拥进被俘获，劝其降，挹不言不食而死（《晋书·吉挹传》）。”嘉熙元年（1237），金州通判蹇彝固守金州，“北兵攻蜀，彝坚守，战不能敌，被擒，不屈而死。其子永叔复力战，城破，举家死焉”（《宋史·列传第二百八·忠义四》）。还有“山南豪族”王杰、李迁哲，“抗金名将”郭浩、任天锡，“抗元英雄”和彦威等，或战或守，或伤或亡，血染安康大地。
明清至民国时期，安康地区农民运动和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英烈”“义士”“革命党人”等层出不穷。不但有“灭寇力竭而死”的金州百户鲁卿、“平叛吴三桂以身殉国”的汉凤营千总鲁仁圻，还有“血战大宝山”的抗英英烈平利白土营、“火烧天主教堂惊动光绪皇帝”的“江湖会”，而且还有“越职上书道光皇帝免征笔墨税而下狱”的张鹏飞、参与“公车上书”的兴安十举人、推动武昌起义和西安光复的进步青年廖定三、钱鼎、黄统和誉为“五四”先驱的沈尹默、沈士远、沈兼士等。据统计，在八年抗战中，参军参战的安康籍青壮年达10万人，仅留下姓名的抗日阵亡将士就有2400多人。
三
开明包容
安康是一个多族属地区，后又多次外来移民。长期的五方杂处、互生互融，不仅促进了民族、区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也塑造了安康人“五湖四海、亲仁善邻、明理豁达、热情好客”的开明包容胸襟。
先秦时期，安康地区先后有吉国、荀国、麋国、卢国、蜀国等方国，后又属庸、巴、楚、秦等诸侯国。这些“国家”，既有原生部落方国，又有周代姬姓封国，还有楚系芈姓封国，在不断战争、兼并、交往中，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在此竞相发展、互相融合。
秦汉时期，安康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华阳国志·巴志》），将今安康部分地区纳入秦国版图，但由于“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华阳国志·蜀志》）。东汉末年，社会矛盾激化，军阀豪强混战，张鲁割据汉中，大量移民涌入。《三国志·魏书》记载：“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安康成为北方流民南下汉川和荆襄的重要通道，除接纳汉水上流方向甘陇、三辅地区流民外，还接纳北部上洛地区流民，尤其是“胡亡氐乱”时最甚。《宋书·州郡志》记载：“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
明清时期，数以万计的湘、鄂、晋、江浙、闽南等籍移民涌入安康，尤其是清乾、嘉、道时期移民最甚，形成了“湖广填四川”现象。乾隆四十七年（1782），陕西巡抚毕沅向清政府上奏：兴安直隶州“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五方杂处，良莠错居。”到嘉庆，移民进一步增加。嘉庆二十五年（1820），陕西巡抚卓秉恬向清政府上奏：“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南山、巴山老林）中以数百万计。”至道光初年，陕南人口由康熙初年的49万增至384万，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54.7人（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航运志》第二篇《航运·汉江干流航运》）。
多族属与移民的混交，使安康“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但兼容并蓄、和谐相处。在语言方面，既有中原官话，又有西南官话，还有混合方言。在饮食方面，既“尚滋味，好辛香”，又喜“大苦咸酸，辛甘行些”，杂楚、蜀，兼秦、陇口味。在建筑方面，不仅保留了早先的巴楚式建筑样式，而且还搀杂了后来的徽派、湖湘派等建筑样式。安康人还特别好客，逢人见面寒暄问候、相邀作客、敬烟沏茶，尽其所能、尽显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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