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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德川幕府压迫朝廷公家，德川家缩减公家封地，利用种种借口打压公家的权力，最终公家权力完全被限制在文化上，就连改个年号都得听将军的，公家地位惨到不能再惨。武家压迫不断，公家也受不了了，就开始利用文化优势酝酿反幕思想，到德川中期的时候，公家终于出现了公开宣传反幕尊皇思想的人。他们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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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家康一统天下后，确立了四民秩序，士农工商，各得其所、各安其分，这被认为是开创德川200多年太平盛世的好秩序。但日本的士，和中国古代的士不是一回事，它指的是武士。家康曾作过一个规定：“士乃四民之长，（农工商对士）无礼即心中无士也，士不妨击（杀）之。”就是说，农、工、商要是对士不敬，士就可以杀了他。这就给了武士绝对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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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武士站在了民众的顶点，是特权阶层，应该知足才对。但其实不然，武士阶层内部还要分等级，大小约30层，上层武士对下层武士还拥有绝对特权。比如《龙马传》里，都到幕末时候了，青年龙马和同样是藩士的死对头在街上相遇，死对头让龙马站在泥塘里下跪，龙马就得下跪，就是因为死对头是上士，龙马只是个下士，武士对上级要绝对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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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固定不变的僵硬体制，如果放在人心思定、以求太平的时候，的确受到一致好评，《安庆告示书》就说，只要交清年贡，百姓的一切合法权益都能受到保障，不会有战国时期那种混乱的威胁。但是这种体制如果放在大动荡的年代呢？至幕府中期，武士阶层退化成不思进取的寄生阶层。交代参觐制度下，幕府每年都让藩主来江户，消耗了各藩大量财富。此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经严重腐蚀了德川四民体制，商人势力崛起，各藩基本靠大商人的借贷度日；同时商品经济向农村侵袭，腐蚀了小农经济；而藩主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只能加大年贡，压迫农民，农民的赋税已经无以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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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有的是钱，实际上控制着藩的经济命脉，但他们的地位却在四民的最底端；农民虽是第二阶层，但实际上最是惨的。四民体制的不合理持续酝酿，只差一粒火星儿，就能腾起冲天大火。其实，农民悲惨的地位早已驱使他们采取自我保护。宝历（1751-1763年）、明和（1764-1771年）以来，农民暴乱不断增加，尤其是天明七年（1787年）的“天明捣毁”，参与暴动者遍及全国，其激烈程度，堪称“江户开发以来未曾有过”。在内忧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外患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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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自古侵略成性，当时的俄国在商业资本的支持下，不断向西伯利亚方向开拓。安庆年间（1648-1651年），俄国的势力到达了中国的黑龙江地区；元禄年间（1688-1703年），占领了勘察加半岛，继续南下之后，势力入侵了中国的库页岛、无主地千岛群岛和北海道。此后，日本沿海警报就一个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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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年间（1736-1740年），俄国将军斯帕贝格测量了北海道沿岸，并将战舰停在虾夷港。明和八年（1771年），俄国遇难船只漂流到阿波。天明六年（1786年），俄国皮毛商人再次来到北海道，登上了国后岛，要求通商。同一年，幕府命令北方戒严。宽政四年（1792年），俄国女王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特使拉克斯曼，到了北海道的松前藩，要求通商建交。此时的日本真可谓内忧加外患，幕府如何在内部汹汹的起义和外部资本力量的冲击中维持统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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