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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与|几句话里，满是深情厚意声声“好相与”一座城中，遍布西口文化处处“晋味儿”( 三 )

文化老年味儿乔家乔致庸声声乔贵发西口深情厚意


问日常：息息相关的茶路繁忙
初冬的内蒙古，气温骤降。采访团一行来到了包头南海子码头，这里曾是包头的“官渡”主码头。
入口处一块“流凌期间禁止通行”的牌子阻止了车辆的前进。步行入内，渡口边停靠着一艘作业船只，宽阔的黄河河面上，大块大块的黄色冰块顺着水流向下游流淌着。
南海子码头是从上游可达青海、甘肃、宁夏，下游可以到山西的保德、偏关，一直延伸至晋商的西大门碛口。每年的清明时节到立冬之时是水运高峰，来往的船筏川流不息。在水旺期间，仅南海子码头过往的船筏就达千余只，年运货量高达50万吨，运送的货物有皮毛、药材、粮食、糖茶、五金杂货、布匹等上百种之多。
高凌云感慨：“毫不夸张地说，当年这里可谓千帆过尽，场面非常壮观，是当之无愧的水旱码头。”
正因如此，包头也成了南方茶叶进入草原的一个重要环节。
内蒙古当地有句谚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茶对当地人有多重要？在牧区，人们习惯于“一日三餐茶，一顿满足饭”。每日清晨，主妇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煮一锅咸奶茶，供全家整天享用，若要有客人至家中，热情好客的主人首先斟上香喷喷的奶茶，表示对客人的真诚欢迎。
一个距产茶区几千公里的地方，茶可以令当地人如此依赖，使之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万里茶路的作用，自然是功不可没。
据史志载，清代初年，包头还只是个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牧区。清康熙后期至乾隆二年，晋陕人“走西口”陆续来到此地，形成村落。随着商业的发达，带来了人口的集聚和城镇的发展。清嘉庆十四年，包头村改为包头镇，才渐渐有了城市的规模。
到了19世纪40年代，在中俄边贸城市恰克图，茶叶已位列中国对俄贸易商品的首位。茶叶贸易的繁荣，源于草原民族对茶叶的巨大需求。茶叶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还在贸易中充当货币角色，“行人入其境，辄购砖茶，以济银两所不通”。在草原上，“羊一头约值砖茶十二片，或十五片，骆驼十倍之”。
包头市地方史专家张贵所著《包头史研究》书中记载：
“通往恰克图的茶路主要从张家口经多伦至恰克图，亦有经多伦、库伦至恰克图。而多伦西行至包头亦为重要的茶路，俗语说‘东口到西口，喇嘛营(多伦)至包头。’”
“康雍年间包头的旅蒙商开始将茶叶输往蒙古族驻地和俄罗斯。道光年间归化城(呼和浩特)大盛魁设三玉川茶庄，在湖南产茶地自采自制砖茶，其产的二四砖茶销至包头等地。”
“包头存放茶业的货店有广恒西、复新和、义和永、义同厚等。经营茶等杂货的为杂货行，曾有商号源顺泰、德顺成、天合永、永顺恒、如月号等80余家。包头曾有茶庄双盛茂、仁和茶庄、福昌公、正大茶庄、复德和等。”
2015年的万里茶路文化遗产保护推进会上，包头市与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以及二连浩特市4座城市被列为万里茶路申遗节点城市，这也肯定了包头在万里茶路上的意义与地位。
切源头：环境所迫的走出“西口”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有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下南洋”“闯关东”“走西口”。提及包头的历史变迁，“走西口”绝对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年“走西口”浪潮可分为两支大军，一支是经商作贾的“旅蒙商”，另一支是垦荒种地的“雁行客”。
山西北部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尤其是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被称为“丁戊奇荒”。
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大批百姓不得不离开故土，再加上清康熙三十六年以后清政府取消“禁留令”，允许荒地边民通货贸易，准予晋陕农民口外种地，有了政策的扶持，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走西口”的行列中去。
另一方面，“西口”外土地辽阔，沃野良田一望无际，蒙古民族的宽厚豁达也是主要的原因。草原人民敞开怀抱，接纳和包容了这些汉族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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