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和甘州都在回鹘治下，这些回鹘人的祖上被黠戛斯人打败，被迫南迁至此。这些逃难的回鹘人，一部分先迁到天山北麓的别失八里，其后又越过天山到达吐鲁番盆地，定居高昌，但仍以别失八里为夏都。别失八里位于准噶尔盆地，牧草丰美，而且比地势较低的吐鲁番盆地更为凉爽。很多回鹘人都与当地人成婚并皈依了佛教。高昌也有一个摩尼教社群，主要由粟特人构成。这些粟特人从商多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他们从自己故乡出发，沿丝绸之路进行贸易。最近几十年里，有一大批难民从粟特涌进高昌，因为不愿皈依伊斯兰教而逃来这里。摩尼教与佛教都出资捐建高昌附近的石窟，他们按照回鹘风格进行装饰，与之前的汉风和中亚风截然不同。当地还有一个景教群体，他们也在石窟里描绘了景教的图像，其中有一幅描绘了棕枝主日时信徒在教堂聚集的场景。各种语言的佛教、摩尼教和景教文献被翻译成回鹘文，回鹘版《伊索寓言》也是在这一时期撰写而成的。
表面看来，敦煌与回鹘关系友好，但实际上双方多有龃龉。回鹘汗国的众多回鹘人仍维持之前的部落制，汗庭及其下各个社会阶层都深受这种制度的影响。曹元忠的母亲是甘州回鹘可汗的女儿，他的姐姐嫁给了其后的一位可汗。曹氏在任期间，勉力维持与回鹘的睦邻关系，但自从他逝世以后，回鹘人对敦煌的影响与日俱增。
回鹘的影响也体现在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中。董保德的画风被认为是具有当地特色的汉风，其以发展成熟的“唐风”为基础，融入印度与波斯画风。7世纪末到8世纪初唐朝鼎盛之际，这种风格又沿丝路逐渐向西传回去，与丝路沿线的地方风格交融在一起。8世纪，六名唐朝画师远赴突厥，为一位驾崩的可汗画像。可汗的弟弟对惟妙惟肖的画像十分满意，于是回赠了五十匹马。唐朝画师还被邀请到吐蕃王廷。吐蕃也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画风，先是受到印度、克什米尔与汉地画师的影响，接着从10世纪晚期开始，又受到于阗画师的影响。
敦煌画院得益于这些跨文化交流，敦煌一个世纪以来的动荡也为画院带来了好处。吐蕃占领敦煌后，一些吐蕃画师便在此定居下来，回鹘汗国覆灭后回鹘人也迁来此地。这些文化的影响逐渐体现在10世纪莫高窟的壁画中，一些供养人甚至指定某个画师与画风。画师都很专业，能辨别不同的风格，但一些图像母题与细微的形式特征已渗透到各个画风里。洞窟在进行翻新的时候，具有之前画风的壁画也会被重新绘制。
敦煌石窟数百个洞窟中，大佛殿是规模最大的一个。这座巨大的佛像建造于8世纪初，当时正值安史乱前的盛唐时期。这座佛像具有典型的盛唐风格，是利用洞窟开凿时留下的石坯外部，裹上泥土塑造而成。当时的工人还在佛像后面开凿了一条过道，木匠搭建的木梯可通往大佛头部，一座九层佛塔（译注：实际上是九层窟檐）依附在岩壁上，保护佛像不受风雨侵蚀。
到966年，这座石窟亟待翻修。当年五月末，曹元忠与翟夫人在斋戒一个月后到这座洞窟来礼佛。围绕大佛像的木构平台有两座已经腐朽，曹氏与夫人看见后，当下就同意出资修复洞窟。工程开始于十九天后，不到十天便完成。因为山谷的杨木过于干燥，工人从镇上的木行运来新的木料。工人也是从敦煌城里雇来的，石窟所在的寺院为他们提供饭食酒水。工程开始后，新的问题出现了。石窟的负责人再次向曹氏求助，后者同意提供更多的资金，请来五十六名木匠与十名泥匠，进行第二阶段的维修工作。工程结束时，众人还举行了一场盛宴表示庆祝。
曹氏与翟夫人并不是董保德唯一的主顾，城中的富人、到访敦煌的皇族与使节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润笔”费。他还经常受邀制作绢画与经幡，这些作品或是在佛事法会上展示，或是在年中庆典上使用，其中利润最为丰厚的活动是行像仪式。
敦煌的行像仪式源自于阗。早在5世纪的于阗，这种仪式就已十分流行。行像仪式分别在每年的不同日子进行，如佛诞日和中秋节。举行仪式时，一座大佛像会被置于镶金饰银、经幡飘扬的花车上，其后跟着菩萨像与天王像的花车。佛像会从城里出发前往洞窟，但在这之前，城中的街道皆需洒扫，并用巨大的帘幕遮住城门，僧人也会用香汤把造像清洗一遍。
推荐阅读
- 国内领先！洛阳建成古代壁画保护研究基地
- 陕西发现初唐弼马温官员墓葬 西安唐壁画首现精美胡人驯马图
- 古代角斗士如何认输？庞贝新挖出的壁画揭秘：伸出一根手指指天
- 无影灯下，修复壁画里的千年时光
- 丰泽图书馆壁画：素馨花开
- 冯恩昌：壁画迎春
- 修复残损壁画 唤醒尘封记忆
- 《盗墓同盟》吹嘘盗中国壁画，《哲仁王后》偷文化，韩漫偷汉服
- 邕江沿江步道壁画引争议 壁画重新粉刷绘制整改完毕
- 莫高窟壁画中的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