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泓|莫高窟的壁画风格,如何体现出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 三 )


其余壁面上的主要构图也采用相同的方法绘制,四大天王被画在坡顶与窟壁交接的角落里。接着,董保德需要考虑壁面下层和藻井的装饰图像,常使用的工具有蜡纸与粉本,后者确保重复性图案保持一致。制作粉本时,先用水墨将图像轮廓绘于又粗又厚的土纸的方格内,然后用针沿轮廓线刺孔。接着,画匠将红色朱砂粉装入布袋,扎口,绑在长棍一端。窟内也有脚手架,以便绘制窟顶的图像。画师一手持粉本,将其置于窟顶,另一手用粉袋拍打粉本,红粉透过布袋的粗布与粉本上的针孔,粘在窟顶上,形成淡红色的轮廓。这一过程不断反复,直至窟顶布满红线。绘制窟顶时,董保德让一名学徒准备一份新的粉本,描绘了坐在莲座上的小佛像(见图35)和装饰性的莲花图案。窟顶图像由多层图案构成,外侧为一排排坐佛,接着是飞天伎乐与莲花,最后在窟顶中央的是一对交缠的龙。每位画师分别用不同的颜色描出粉本的图案轮廓,再用几笔填色,直到整个区域绘制完成。壁面下层同样由重复的图案构成,但这个位置便于作画,所以不需要用粉本。
石窟附属的寺院有专门的僧人负责监管委托人的石窟,他会定期到窟内查看进度,其他的僧尼也可以来参观。一日,新入寺的僧尼入窟参观。他们刚刚剃度,露出白皙的头皮,很容易就辨认出来。董保德将外道被剃度的场景指给他们看,许多人都咯咯地笑:这些新入门的僧尼大部分还只是孩子。
画师在窟中工作时,木匠、塑匠及石匠也会加入。木匠模仿寺院的瓦顶,在窟口处搭建一个前檐,窟口两侧的木板则模仿了柱子。石匠在窟中央建起马蹄形佛坛,并在其双层石阶上雕刻莲花。塑匠丈量好平台的尺寸后,回到自己的作坊,准备制作石窟中央的造像群。通常,造像群会有三尊、五尊或七尊造像,佛像在中间,两侧为弟子,分别是年轻的阿难与年长的迦叶,还有菩萨像与天王像。当地石材十分短缺,而且易碎,不适宜雕刻,因此塑像多以木料或红柳为芯,外面裹灰泥。塑像的一些组成部分,如手部与足部则为模制。佛像塑好后便置入窟中,给塑像表面上色。因为这个窟规模较大,地位重要,所以设有三组造像群,每组佛像的表现形式皆有不同。最主要的一组后面设背屏,面向窟口。佛像两侧的菩萨像绘于背屏上。造像群的位置适中,信徒可以绕像礼拜,背屏后面也绘有精致的图案。
图35莲花座的墨线粉本及其反面图像的刺孔轮廓,敦煌,10世纪中期。(大英博物馆,编号1919.0101.0.73)
莫高窟有一座洪辩的影堂,他一度是河西地区最重要的高僧大德。9世纪末,吐蕃人被逐出敦煌一带后,洪辩在当地十分活跃,曾被朝廷“赐紫衣”。洪辩于862年圆寂,沙州节度使张议潮命人在一座石窟的侧面为洪辩开凿影堂,放上洪辩的塑像。说起来,张议潮也是一位重要的供养人。这座彩绘塑像安置在一座低矮的彩绘佛坛上,表现了洪辩身穿田相袈裟,结跏趺坐。后壁绘有两名侍从,还有挂在树上的皮囊和水壶。在董保德的时代,这座塑像还位于原处,但几十年后,这座塑像便被移到了其他的地方,这座小窟也有了其他用途。敦煌寺院藏经阁的写本、印刷文书与绢画被成捆搬到窟中妥善保管,随后窟口被封,封闭处还有彩绘装饰。直至1900年,这座石窟才被重新打开,其中就发现有曹氏命人制作的发愿文与绘画。
与塑像不同,壁画与绢画上绘有许多当地人的形象,他们都是供养人,有当地富户、达官显贵和僧尼,但当时最主要的供养人是敦煌的统治者。曹元忠的姐夫、妹婿不计其数,他第十六位姐妹的丈夫命人建造了一座石窟,其中曹元忠被描绘成一位年轻人。通向主室的甬道侧壁上绘有曹元忠的父亲(译注:曹议金)站在一众子嗣前面,每个儿子手中都捧着供品。
曹元忠的画像完成后不久,两位兄长相继过世。父亲死后,他的两位兄长分别短暂统治过数年,现在权力交到了他手上。曹元忠希望自己死后能由儿子继位。907年唐朝灭亡后,敦煌的统治者仍时常向中原各个割据政权派遣使者,接受一个又一个君王赐予的封号。但无论怎样看,敦煌实际上都是一个独立的政权。这一情形在960年宋朝统一中原后仍保持不变。曹氏与塔里木盆地附近的王国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包括西边的于阗、西北的高昌以及东边的甘州,但与帕米尔另一侧的势力联系不多。敦煌与于阗交好,使者往来于两地,于阗王室有时还会造访敦煌。于阗王室热衷礼佛,他们甚至捐资修建莫高窟。画院的一位画师把他们的画像绘在石窟壁面上,以纪念他们的功德。画中的国王、王后和众多王子公主都顶着一头精致繁丽的发型,戴有各式珠宝,身穿华丽的锦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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