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纺织、刺绣等技艺，更令人称道的是华夏先民对于服装裁剪技术的全面掌握与高超运用。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素纱棉袍，其腰部和背部各有一处省道结构，合乎人体特征和运动规律，它比起西方中世纪末期（13—14世纪）才开始使用的省道技术，领先了1500余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的袖窿造型，与今天西装袖的造型极其相似，这说明中国古人在汉代就已经掌握了高超的人体三维包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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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缕玉衣（河北满城陵山2号墓出土）
战国时期，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标志，华夏服装经历了史上第一次大变革。为了穿着便捷，中国古人将上衣下裳的二部式服装上下缝合，改制成上下连属制的一体式深衣。衣裳相连的深衣成为此次变革的标志成果。受儒家文化浸染，深衣形态具有规、矩、绳、权、衡的文化象征。
深衣上下分裁的衣裳连属形制，在唐宋时期为下摆加襕的襕衫所继承。出于方便活动考虑，中国古人在袍服后部或两侧开衩，时称缺胯袍。宋明时期道袍的内外摆沿袭了此种结构。出于骑射的需要，元代还创造了在腰部横断，下裳施加褶裥的裙袍一体式服装，史称辫线袍。辫线袍上身紧窄合体，下摆宽松，腰间密褶，整体外观呈现出松紧有致、疏密相间的节奏感，这种形制与游牧民族的马背生活相统一，既保持了服装外观的端庄，又赋予了服装机能性。尽管明朝政府曾下诏：“衣冠如唐制”，试图恢复汉族服饰式样，但元人的袍裙式结构不仅没有随着朝代更替而被淘汰，反而对后世服装式样，如曳撒、旋子、程子衣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清代，辫线袍演变成上衣下裳的袍裙式结构的皇帝朝袍。它从最初产生于实用功能的需要，在被符号化定型之后，最终成为一种附加于服饰之上的文化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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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衣中的文化象征（贾玺增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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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纱绵袍 N1 和裁剪示意图（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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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辫线袍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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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林广记》中步射总法插图射箭人物
二十世纪后，随着西方文明的传播与扩张，西方服装体系成为世界服饰潮流的主宰者。无论我们接受与否，在人类服装的“国际化”时代，那些经历数千年积累的中华传统服饰文明，正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慢慢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但在物质文明极大丰富的今天，对于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不仅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归属感，还能够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古代服饰文明作为中国宝贵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内涵与外延，使其服务于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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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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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玺增，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流行色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博物馆协会服装专业委员会理事委员，全国考办艺术类专业规范和审定专家，国家精品课程《中国服装史》主讲教师。兼任《服装设计师》编委、《东华大学学报（社科版）》编委，曾获2016年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9年北京市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2019年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优秀教师奖。
主持完成中国社会科学艺术基金项目“中国古代首服史研究”（2007—2010），作为主要成员完成“中国古代服装结构研究”（2009—2013）和教育部“北京奥运会与上海世博会职业服装设计规划与研究”（2008—2013），主持完成清华大学柒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基金项目“南京织金锦传承与制作技艺研究”（2012—2016）、清华大学人文振兴基金项目“四季花与节令物”（2012—2016）、清华大学人文振兴基金项目“织金锦与金缕衣：中国古代纺织品饰金研究”（201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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