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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既是经济学之父，也是欧洲著名的道德哲学家。他写《国富论》，说市场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解竞争行为，以此创造了市场经济学说；他写《道德情操论》，说人心中有一个“无私的旁观者”来监督我们的道德选择，以此建立了道德形而上学的一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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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富论》的基础是“自利心”，而《道德情操论》的基础是“同情心”，二者看上去充满矛盾，不像是同一个作者写出的作品。然而，《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表面上的思想冲突，却蕴含着巨大的学术野心，亚当·斯密想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社会理论。不管从哪个标准来看，《国富论》都是近200年来对宏观经济学发展影响极深的一本书，这本书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以及资源分配方式的观点，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经济学家。实事求是地说，亚当·斯密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技巧或许不是最出色的，但是《国富论》就像是一个经济思想的蓄水池，它之前所有对经济体系如何运作的想法，都流进了这个池子，而它之后所有的经济学观点，也都从这个池子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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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20世纪的著名经济学理论，如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 theory），或者是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的管制理论（theory of regulation），都可以从《国富论》中找到对应之处。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贡献，是首次提出了自利心（self-interest），并以此为出发点，论证在竞争市场的前提之下，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会让整个社会的福利达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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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伟大的洞见，让后世尊称他为经济学之父。当然，自利心后来被发展成了“经济人”假设，不仅在经济学领域，还在管理学、心理学和哲学领域大放光彩。不过，自利心的立论基础是人类会想尽办法让自己获利最多，这个观点就跟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产生了冲突。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提出了一个著名问题：“为什么一个自私的人，在本性上还是会坚持某些节操……并认定旁人的快乐对他而言是重要的？”亚当·斯密自己解释说：“同情心（sympathy），意即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就是这节操的一种。”同情心让我们产生了利他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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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认为人类虽然天性有缺陷，但社会却也没有堕落到像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的“自然战争”的地步，即“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敌人”。那么，社会是以什么方式稳定运行的呢？亚当·斯密表示，问题的答案不在于社会契约，而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无私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自利的人类所做出的决定，必然会被无私的旁观者加以监督，它会时刻提醒“慷慨的合宜与不公不义的丑恶”。无私的旁观者为所有人设下了一个简单的道德标准：如果你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伤害人，那你将永远受它憎恨，这条标准也被称为道德良知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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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内容入手，我们会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亚当·斯密作为自利心的发明者？怎么又提倡道德情操？同时宣扬“自利心”与“同情心”，亚当·斯密的“双面性”曾长期让后世学者相当困惑：作为写出《道德情操论》里那个有同情心，能以无私旁观者角度思考的学者，怎么可能和《国富论》中将自利当作市场基础的作家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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