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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两本书对人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为何他的两本书却建立在如此不同的假设上？此即德国哲学家约瑟夫·熊彼得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Das Adam Smith Problem）”。亚当·斯密本人生前对这件事倒是没有任何表示。他在《国富论》中从未提及《道德情操论》，虽然后者是他在36岁就出版的名著，他从未公开讨论过两本书之间的关联，也因此留给后世学者许多发挥与争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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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就批评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只狭隘地聚焦在单纯的交换上，并未讨论生产与分配的问题。另一位著名学者哈耶克，则从二分法的角度解释了亚当·斯密的初衷，他认为之所以产生这个问题，是因为斯密采取了一个历史的角度来写作。在《道德情操论》中所提及的同情心和无私旁观者，在一个相互熟识的小社会中，道德与利他就足以成为维系秩序的重要力量。然而在诸如伦敦、纽约这样全是陌生人的大都会中，只靠利他是无法生存的，因此人们行为的动机就会转变成利己。哈耶克认为，这表示亚当·斯密了解美德的极限——在几乎都是陌生人的市场体系中与人互动时，无私的旁观者也会无奈同意将自利作为首要考量条件。不管经济学家们如何看待亚当·斯密问题，不少人都认为两本书充满完全对立的观点，这是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其实，亚当·斯密的初衷并非“设计”这么一个令人疑惑的困境，他是想建立一个宏大的社会思想体系，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亚当·斯密的想法，逐步看清两本书看似矛盾背后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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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亚当·斯密对看似无人计划的人际复杂互动，最后却会产生井然有序的结果，即哈耶克所谓的“自发性的秩序”这种现象十分感兴趣。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尝试解释了这个现象，当他谈到社会的道德标准是如何决定时，回答道：“是由所有人决定的。”每一次的互动，虽然看似微不足道，却也都对道德标准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不仅发生在商品与劳务的交易上，也发生在道德标准的形成上。也就是说，关于商品交易和道德的产生，亚当·斯密都认为是“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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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管是《道德情操论》或《国富论》，亚当·斯密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从个人行为动机的假设开始，去理解人们商品交易或道德互动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推论整个社会最后可能的发展方向，以及分析是否能让社会更加美好。换句话说，亚当·斯密在这两本书中，讨论的都是人类实际的行为，而非理想中的行为。只是《国富论》聚焦在市场交易的商品，《道德情操论》讨论的是人们的道德互动。他的目的是将商品交易和道德互动背后的逻辑统一起来。然而，这种跨越学科领域的分析可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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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当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出版后，我们发现，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人类社会也是一条合情合理的方法后，亚当·斯密当年的目标就实现了，商品交易和道德互动背后的逻辑可以统一。也就是说，“亚当·斯密的题”已经解决了。当然，一直以来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亚当·斯密的思想本就是“铁板一块”，不论是在分析方法或是对人类行为动机的看法上，《国富论》都是《道德情操论》很自然的逻辑延伸。经济史学家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曾说过：“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没读过《道德情操论》，那些读过的人则会发现该书与《国富论》仅仅‘表面上’是不一致的。”布劳格在搜集了大量亚当·斯密的资料后表示，斯密在完成《国富论》后，回头继续修订《道德情操论》，他应该是在构思一个更完整的社会科学架构，只是他没有时间完成。他当年在《国富论》中对《道德情操论》三缄其口，是出于学者的严谨——在得出可信的结论前，他不会妄下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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