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个故事，但有些生命永远沉默，有些生命万古流芳。这句话形容在朱安和鲁迅身上，贴切得令人叹息。鲁迅身后的朱安早已埋葬，而朱安心里的鲁迅却活进了教科书，这或许就是他们为什么注定无法交集的原因。
在新旧交替的民国，鲁迅和朱安的婚姻是最失败的包办婚姻，既不是离婚收场，也不是圆满收尾。捆绑一生的结局，造就了一位最冷酷的丈夫，一位最可怜的妻子。直至老死，他们都未曾有过一句亲切的对话。
不禁唏嘘，终身伴侣，人生发誓只选一次，为什么会有饮恨终生的婚姻悲剧，这里面的点滴，是时代的缩影，也是世故的探索。朱安和鲁迅的婚姻悲剧，的确值得反复漫谈。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1906年夏秋，鲁迅在日本被母亲以“母病速归”的电报骗回国与朱安完婚之后，就说出了上面这一句话。此后的夫妻生活里，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人的通信、日记中，鲁迅对朱安的称呼也是极其冰冷疏离，只简单地以“妇”代之。其中的决绝冷酷，无疑是反衬出朱安内心苦闷孤寂的一个处境。
关于婚后的生活，参照其友人荆有麟所说就可以预先打一个冷颤——“那家庭，可就太怕人了”。鲁迅与朱安平日无话可聊，必要的交流也只是一些平常的例话：
‘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钱，先生才会讲较多的话，如‘要多少？’或者再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
为什么造成这种局面，因素多方面，但可以从一个日常事件中窥探，鲁迅似乎也不完全是彻底不近人情。
在婚后最初的一次交流中，鲁迅试图与朱安打开话匣子。他告诉朱安，日本有一种美食很好吃，但未待鲁迅介绍完，朱安就抢先附和说：“是的，是的，我也吃过。”随后鲁迅立马闭了嘴，话题也立刻变得索然无味。因为这种美食，不光绍兴没有，全中国也没有，朱安怎会吃过？
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朱安当时太能“装”了。所以鲁迅对朱安感到厌恶，尤其这已不是朱安第一次耍小聪明了。在结婚当日，她就为了讨鲁迅欢心而自欺欺人地穿了一双大号的绣花鞋，不料走出花轿时鞋子滑落穿帮，露出了一双三寸金莲，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尽管这些小聪明无伤大雅，但鲁迅一贯严肃的性格不容忍这种自以为是的愚蠢。不过这也绝不是鲁迅缺乏包容，皆因这种厌恶都是朱安一点一滴地积累而成的。
不妨将话题推到结婚前，鲁迅的弟弟周建人说:
“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内侄女，媒人又是谦婶，她们婆媳俩和我母亲都是极要好的，总认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总是靠得住的，既然答应这样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也一定会去做的，而且也不难做到的，谁知会全盘落空呢？”
读书放足是鲁迅对旧式未婚妻提的起码要求，但是朱安统统拒绝了。由此鲁迅对朱安的厌恶感倍增，因为他实在不能接受一个比自己母亲还要显得老朽的妻子。
这倒是实情，周老太太虽然封建传统，但通过自修获得了读书看报，甚至迷上看张恨水小说的文化水平。相对于朱安，她没什么特别的爱好，反倒一袋一袋地抽水烟是她的癖好。所以在朋友面前提起这位“一无是处”的妻子，鲁迅总免不了以一种讽刺挖苦的口吻来贬低朱安，似乎是朱安把他的一生钉在了耻辱柱上。
很多时候，许多人都将朱安不愿识字放足归为她自身不争气的可恨之处，故而给她下了一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结论。但这并不完全正确的，虽然自康梁维新以来，国内确实逐渐兴起了放足的舆论，但在内地的绍兴乡野，思想极度闭塞，放足仍旧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实在强人所难。朱家又属于保守家族，恪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妇论，允许朱安上学堂读书的希望也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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