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事件的最开始，清政府各州县的官僚体系集体“失灵”，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沉默，这究竟又是为什么？
其实，这和《大清律例》的规定，以及乾隆皇帝往日里对于官员们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依据《大清律例》，各种妖术大多都是定为死罪。
而“叫魂”这样的事件如果定罪，是需要皇帝裁定的。大清当时的官场潜规则就是这样，谁也不愿意让皇帝觉得自己的治下出现乱子。
然后，乾隆帝对官员的训诫中，经常灌输的就是“玩忽职守就是忘恩负义”这一理念，对于官员的考核，很大程度上会上升为是否忠心的高度，这让各级官员更加的“谨慎”。
最后，在这种为了“不负君恩”和层层媚上的氛围中，大清的各级官员在皇帝传达真实态度之前，集体选择了沉默。
《清实录》记载，乾隆皇帝曾经多次强调“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而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并且多次训斥各级官吏，“汝实有负朕之信任，不知恩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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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民间当时弥漫着敏感的气氛，那么乾隆更加敏感。
首先满清入关后，多尔衮在江南推行“削发令”。而“叫魂”风波中有剪人辫子的情节，这事严重刺激了乾隆皇帝的神经，旧事重提，不免令人多想。
然后，事情发生在江南，自满清入关以来，对于江南地区，尤其是江南文人集团的思想征服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再加上此次江南地区的隐瞒不报，才有了山东巡抚富尼汉将“叫魂”一事，上升为谋反的高度，虽然这人的“领会”有些过度，但却符合圣意。
再有，各级官员集体选择了沉默。
至此，在全国范围内对“叫魂”事件的处理，演变成为皇权与各省督抚之间的较量。
查到最后，没有一个妖人被真正逮捕，没有一件叫魂案件水落石出，甚至老百姓们言之凿凿传言的“谁谁谁家的儿子被剪了头发丧了生魂”，都查不到到底是谁家的娃。
多么诡异，没有丢了魂的受害者，也没有做法术的加害者，甚至没有一桩确实存在的案例。
受害者只有那些被屈打成招的和尚、道士、石匠、乞丐，以及无数莫名其妙被愤怒的村民打死的外乡人。
《清实录》记载，乾隆皇帝曾有过关于“江苏岂能独无其事”、“ 化有为无之术实属可恶”的评语。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中评价这次“叫魂”事件为：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历史上的衰世各不一样，而盛世却总是惊人的相似，当民间一点风吹草动，就引爆了乾隆皇帝的不安和恐慌，甚至成为整顿官场的理由。
这只能说明，所谓的盛世，往往危机四伏。
据《《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记载，“闻江浙一带有传言起建桥座，因而偷割发辨、衣襟等物，稽垫桥椿，以为厌胜之用者，流传井厦山东地面，其言甚为荒诞，或系市井剪绺匪徒，借端捏造，冀得逞其鼠窃伎俩，亦未可定。但此等造作讹言，最易煽惑民听，理应留心查禁，以杜浇风。着传谕各该督抚饬属，密行体察，如果有此等情事，即行严孥重治其罪，否则将倡播之人查孥一二，严加惩治，以僦其余。并须不动声色，妥协查办，不得任听胥彼人等，从中借端滋事，致暴闾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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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剪辫叫魂这样的妖法传言不是从乾隆朝开始的，明朝就有过。
费孝通说，中国传统的乡土熟人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好比是把一块石头投进水面，激起一圈又一圈扩散开去的波纹，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文化圈子的中心。
熟人社会里，人们更容易达成一致的意见，对所谓“叫魂”、巫蛊的集体抵制就是这种不理智意见造成的恶果。
到了晚清时期，两广一带也多次传言那些黄头发高鼻梁的外国人的眼睛，能摄人魂魄，外国人带来的照相机，按下快门就会夺走生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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