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时，月薪600银圆，合1995年人民币约2万元（20世纪30年代1银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30～35元）；这是他的本职固定收入。此外稿酬、版税更加可观。胡适从1930年11月到1937年7月住在北平的7年间，他正式出版的专著、选集就有20多种。胡适的月薪加上版税和稿酬，估计每月平均收入1500银圆左右，合1995年人民币4.5万元。年收入合1995年人民币54万元。胡适虽然还不如康有为、梁启超那样富裕，但他的平均年收入是鲁迅（晚年月平均收入690银圆，合1995年人民币2万元左右）的两倍多。鲁迅自认为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见《二心集·序言》），那么胡适可算中等偏上的知识分子文化人。石原皋在《闲话胡适》一书中，描写胡适的日常起居如下：胡适的书斋。我现在谈的是胡适在钟鼓寺、陟山门、米粮库三处的书房。这几处的书房基本上是一样，大小稍有不同。房内有一张很大的写字台，一两个书橱，一张旋椅，几张小椅，四壁空空如也，没有悬挂字画。书桌上自然有文房四宝，有白锡包或大炮台纸烟一听，纸烟灰缸一只，火柴一盒，记事台历一本，此外，满桌都是书籍，看起来很紊乱。桌上的书籍，任何人都不去动它，稍微一动，他就要费心去找了，佣人只将桌子上面的灰尘拂去。他在书房中看书、写作时，我们都不进去打扰他。江冬秀爱打牌，打牌场所也远离书房，使打牌的声音传不到书房那里。书桌的抽屉，没有上锁。稿件和须要保存的书信，一部分放在抽屉内，另一部分则保存起来……胡适自印有稿纸，直行，每行二十字，分格，对折，署“胡适稿纸”四字。他写作时用毛笔，直写，字体不潦草，很少涂改，一稿完成，好似重抄一遍。胡适在家的活动场所主要是在书房，遇着疲倦时，读些诗词、看些小说，很少到庭院中散步。少数的朋友，直接可以到书房和他谈天，一般的朋友都在客厅中会见。他晚上出去有事，无论什么时候回来，总要在书房中看一阵书再行睡眠，这是他的习惯。30年代的胡适，经济收入是相当丰厚的，他在北京大学的月薪是600圆，他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兼职也有薪俸，另外，他还有相当丰厚的稿费收入。胡适的文章源源而出，他属于大名人，也就拿最高等的稿酬。他不断地出版书籍，那版税也是极高的。胡适平时工作很紧张，又很有节奏。他的日程像钟表一样准确无误：每天早晨7时起床，7时40分去北京大学上班。中午回家用午餐，下午1时40分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上班。晚餐在外边吃，晚11时才回家。他有专用的小汽车，出入坐车方便。回家后即进入书斋，读书、研究、写作，直到半夜2时才睡。这样，他每天只睡5个小时，第二天仍是精力充沛；从来没见过他精神委靡，慵懒困倦。胡适常言道：“谁说每天一定要睡足8个小时？那是迷信，拿破仑每天只睡6个小时。”胡适的日常开销很大，除了他一家的生活费用，他还时常热情地帮助别人、周济别人。胡适夫妇皆乐于助人，热心于公众事业，在这些方面，他绝不吝啬。胡适给文化人的帮助
胡适对于人才的爱惜、培养，有许多动人的实例。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关怀和培养青年诗人汪静之。不到20岁的中学生汪静之于1921年创作的《海滨》、《星》，1922年创作的《悲哀的青年》、《竹叶》等新诗，在具有全国影响的刊物《新潮》（第3卷第1号）与《新青年》（第9卷第6号）上，同俞平伯、朱自清、胡适等前辈诗作一并发表出来。胡适在《新青年》是编委，在《新潮》是唯一的顾问，是发现青年诗人汪静之的伯乐。所以，后来汪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向来承先生培植，感激莫名！”晚年，汪仍然念念不忘地回忆：“1921年9月1日，我在五四运动的《新潮》杂志上发表第一首诗《海滨》，更引起全校同学的注意，有十几位全校爱文学爱写作的同学来和我认识，做朋友。”因此，在潘漠华的提议下，成立了浙江第一个新文学团体——“晨光社”。1922年1月，上海的应修人也读了汪在《新潮》等刊物上发表的新诗，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与他建立了书信联系。3月间，应修人特地从上海来到杭州，商讨建立诗社。因此，汪邀集了本校同学潘漠华、冯雪峰与应修人一起洽谈，在4月4日成立“湖畔诗社”。1922年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爱情诗——《蕙的风》经过胡适审阅删改，并作序言，介绍给亚东图书馆出版。朱自清说，这是“向旧社会道德投了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沈从文说，“它对于年轻人引出很大的骚动”。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中，收录了江静之给胡适的12封信。1922年1月13日，汪静之的诗稿《蕙的风》刚邮寄给胡适不久，即两次向胡适写信借钱。信中说：我真有不能维持之危险，只好请你再借20圆。——是的，20圆，要20圆才够！邮局寄来，越快越好。你先起借我的40圓，10圆是还上学期的債，30圆是暑假内的膳费书费。从这封信可知，此前汪已向胡借过40圆（合1995年人民币约1600元），现在又要20圆。过了两个月，即（1922）3月9日，汪又写信给胡适说：我从前预料在现在这时候可以得到《蕙的风》的稿费以供我的需要了，但到了现在，徒然失望……在欠债里生活的我，现在又过不去了，所以又无路可归地找到你了，请快快寄30圆来借我罢！可以判断，在《蕙的风》出版之前，加上这次又借30圆，累计起来已向胡适借了90圆。《蕙的风》出版之后不久，（1922年11月19日）汪又再写信向胡适说道：你前些时由亚东汇给我的30块钱，还了债就完了。到于今，新债依然如故。夏衣早已入了上海的当店，冬衣（棉衣）还睡在杭州的当店里，又需要看书报没钱买。自去年下半年来，家中没有钱寄我，好在今年《蕙的风》稿费一笔大款150圆，修人又借我些，不然那真不知穷到什么地步了。请原谅我，我现在还要向你借50块才行。不到一年，从他给胡适的3封信中可算出来，他已向胡借支140圆（合1995年人民币约5600元）。而《蕙的风》全部稿费是150圆。1923年汪给胡的信中，仍提出“愿你再借数十圆”的要求，说什么“如你肯答应，请快快寄下，切勿久延”。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一而再、再而三地满足了汪静之的要求。此外，1921年鲁迅的三弟、尚未成名的周建人，由胡适推荐去商务印书馆，月薪60银圆（合1995年人民币2400元）。又如，林语堂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每月能得到40美元的半额奖学金，他以为这是因为曾在清华教过书，是庚款的捐助。林语堂曾两次得到以北京大学名义汇款的保证金，各1000银圆；他回国之后才知道这原是胡适个人对他的资助。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写道：当然，我曾有胡适博士作保，和北京大学接触过。……我曾两度由他作保汇支一千大洋。不过胡适没有向北京大学提款，而是自掏腰包资助我。我回国才知道这个秘密。我去找校长蒋梦麟，感谢他借支两千大洋。蒋博士诧异地说：“什么两千大洋？是胡适自掏腰包。”我才知道胡适真够朋友，遂在年底前还清了。再如，胡适曾借给青年学子陈之藩一张400美元的支票，资助他去美国留学。后来陈之藩汇款还给胡适并写信致谢。胡适回信说：“之藩兄，谢谢你的来信和汇票。其实你不必这样急于还此400美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陈之藩回顾：“每读这封信时，并不落泪，而是自己想洗个澡。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澄明的见解与这样广阔的心胸。”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适临危受命、远渡重洋、只身赴美，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家眷在上海，后来江冬秀又回老家居住。驻美大使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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