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唐太宗李世民将氐人苻坚的思想升华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是一种进步，那么明太祖则在此基础上有了更进一步发展，其宣称“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朱元璋的这一观念为其后的明朝皇帝所继承并发扬，成为明朝“大一统”观念的主要内容之一。明成祖朱棣在给瓦剌的诏书中明确提出了“华夷一家”的观念：“朕意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尔！” “华夷一家”与“天下一统”对应，且主张消弭华夷间的隔阂。嘉靖皇帝则意欲将皇太子出生的好消息不仅昭告“天地百神”而且特别提出要“即当使华夷一体知悉”。也就是说，尽管从表象上看，明朝虽然强调“华”“夷”差别，但是却是在“华夷一家”的大前提下强调的。在传统夷夏观中，“五方之民”“夏夷”和“华夷”尽管被比喻为“树”或“太阳”与“列星”隐喻为“一体”，那么明代“华夷一家”“华夷一体”的提出应该是对传统夷夏观的极大发展，构成了明朝“大一统”观念的主要内容。
既然提出“华”“夷”有别，又强调“华夷一家”“华夷一体”，那么如何协调华夷之间的关系就成了明朝统治构建“大一统”政治秩序需要解决的大问题，由此“用夏变夷”成了明朝“大一统”观念的主要内容。“严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是传统“大一统”观念中处理夷夏关系的两种主要方式，魏晋南北朝、宋辽金时期因为面临的各王朝争夺“中国正统”的状态，“严华夷之辨”往往被强调，而在实现“大一统”的王朝天下政治秩序中则往往“用夏变夷”被屡屡提及，成为整合疆域内人群的主要指导思想。代元而立的明朝尽管尚未实现元朝旧疆的“大一统”，疆域范围甚至不及汉唐，但其“正统”地位是无可辩驳的，因此“用夏变夷”构成了“大一统”观念的主要内容并被付诸实施，且取得了显著效果，成为其维持“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有效补充。
“用夏变夷”的倡导者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其在洪武十一年（1378）凉州卫接受故元降众时说：“人性皆可与为善，用夏变夷，古之道也。今所获故元官并降人，宜内徙，使之服我中国圣人之教，渐摩礼义，以革其故俗。”由此奠定了“用夏变夷”在明朝国家治理政策中的重要地位。明朝的“用夏变夷”是通过广设儒学得以实现，即“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故礼教明于朝廷，而后风化达于四海”，并在云南、四川等“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同时希望也可以达到“变其土俗同于中国”的目的。在朱元璋的积极推动下，明代儒学之盛远超历代，也确实在明朝的边疆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体而言，“恢复中华”旗号下明朝的“大一统”观念的核心内容依然是以“天子”（皇帝）为中心的政治秩序，这和传统“大一统”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主要有两点：
一是将作为“天下”政治格局核心的“天子”（皇帝）从“夷狄”重新回归到了“中国”，这是明朝得以被视为“中国正统”的原因之一。
二是虽然强调“华”“夷”差别和“内中国外夷狄”，但是却是在“一家”的前提之下，而且“华”“夷”及“中国”的指称对象和范围已经在先秦秦汉时期在基础有了很大变化，一方面作为明代的“华”和“中国”不仅囊括了魏晋以来进入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所谓的“五胡”，也包括了被元朝视为“汉人”的契丹、女真、渤海等，以及在元廷北撤草原后留在中原地区的蒙古、色目等，另一方面在“华夷一家”和“用夏变夷”观念的主导下其涵盖的范围和人群也依然在扩大。明朝“大一统”这种变化可以视为是明朝面对境内外民族分布格局的变化对传统观念的继承与发展，但其核心要义是维护以“天子”（皇帝）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
五、结论
“大一统”观念诞生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族群中是学界普遍的认识，其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高度评价，但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以秦、汉、隋、唐、明等为代表的农耕王朝其“大一统”观念依然具有局限性，清朝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曾经对前代的治理思想和实践做过如下评价：“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虽然强调“大一统”，但又强化“华夷中外之分”，雍正皇帝可谓点出了农耕王朝“大一统”观念共有的显著弊端，这或许也是北魏、辽、金、元、清等非农耕王朝之所以持续推动多民族国家中国不断发展最终底定于清代的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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