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写作，她同样也是这样一种开放的心态，想试试非虚构，想试试长篇，想试试各种可能。已经出了三本小说集，外界对她是否会写长篇浮想联翩。她有想法，但是不急。
“我不是一个轻易开头的人，一旦开了头，就会把它写完。”她说，“准备”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从具体操作来看，她要考虑最近有没有别的重要工作、要不要出差、身体吃不吃得消，心头有什么事。“通常只有准备好能全身心进入新小说了，我才可以开头。比起构思、提纲这些，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做好准备了。”
在写作之外，她还希望自己尽可能是轻松的，快乐的：“我的大部分写作不是发泄，不是把生活的痛苦投射到作品中，但写小说的过程总归还是辛苦，我得承受住那个作品，承受住那份辛苦。那么写作之外的个人生活就不能那么辛苦啦。”
所以，关了电脑，她喜欢出门，喜欢在晴朗的日子里晒晒被子，喜欢自己心血来潮时做做好吃的，喜欢抱着她的毛绒朋友玩。“这是大智，英文名叫Ben。”她很认真地向朋友介绍说：“大智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像天使一样，是个快乐的小胖子。”
除了大智，屋子里还有别的“小朋友”……这些毛绒公仔干干净净，还穿着衣服，戴着饰品。一问，那些浅蓝色T恤、圣诞围巾、针织帽子、彩珠链子，都是她从各路菜市场、旧货市场“淘”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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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王占黑”这个名字从2018年秋天开始承载了公共讨论的意义。当时在颁奖台上，贾平凹拿着奖牌找不到领奖人，没想到叫“王占黑”的就是他身边那个瘦瘦的短发小姑娘。
在那之前，王占黑已在豆瓣上默默写了四五年。她很喜欢豆瓣，也喜欢当时“闷头写”的状态，尽管鲜有关注，但节奏是自己的，是踏实的。
“这个奖最大的意义是钱很多。当然，也是一个鼓励。”在上个月给华师大创意写作班做分享时，王占黑说到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她说每个写作者都有所谓的“抽屉时期”，有的人这一时期很长，但第一次从抽屉里掏出东西，就可以交出一份比较成熟的作品。“我的抽屉时期比较短，一开始拿出来的是比较学徒式的东西，现在也不太敢回头看。但也好，让大家一点点见证我的成长，见证我那些傻乎乎的地方。”
写完《空响炮》后，王占黑一度难以走出老社区里的下岗工人、“男保女超”，那时她想：“原因不在我，在故事里的人——他们比我重要得多。”
但到了第三本《小花旦》，有些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潮间带》一开始想写的是一个属相不明、取向不明的神秘故人，但写着写着她发现这个人并没有被单独拎出来提及的必要，因为“大家都是普普通通地，缓慢地自我演变着”。
确实，新书固然写到了很多“边缘”：边缘的马路、边缘的小区、边缘的人。但即便是看上去一切如常的普通人，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毛病”，或许是恐惧身处高楼，或许是害怕壁虎，或许是对下雨天异常敏感……就像豆瓣读者、编辑“伊夏”说得那样，《小花旦》依旧是写异色人群，但要细究异色，其实和你我也毫无两样。毕竟世上没有一种“标准人”，只要你贪嗔痴恨，恐怕多少都有点形貌乖张。
在具体写法上，王占黑还有一点变化：以前写人，她会急吼吼地把设想的一切摆出来。现在不是了，她选择让他们自己说话。她比以前更有耐心了。
比如声音细细尖尖的爷叔“小花旦”。在小说里，他离婚了，会去性少数群体聚集的场所，会穿着黑西装上台跳舞，会给自己取名“上海宝贝”。他看起来像是同性恋者，但真相是什么，王占黑说她也不知道。“他可能只是一个娘娘腔，一个异装癖，可能是只身来到上海后被一些人带进了这个群体，当然也有可能是同性恋。每个读者都可以去做自己的判断，但这个解释权是在这个人物自己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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