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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期结束，她没有任何准备地选择了辞职。
常常有人问她是不是要准备全职写作了，但她觉得也不是这个意思。如果硬要说的话，可能是这样的心态：不确定自己未来想做什么，但明确自己不想做什么。比如三年教学下来，她不想继续原来的工作周期了，停下来休息一阵，如果人休息够了，钱又不够了，她可能重新出去上班。
“自由职业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有时甚至会陷入一种自我剥削吧，不过现在从容多了。”近日，王占黑的第三本小说集《小花旦》由理想国出版，她就此接受澎湃新闻采访人员专访。
这是一本变化不小的新书，她既“走出了社区”，又“走出了童年”。在她自己看来，从《空响炮》到《街道江湖》再到《小花旦》，从25岁到30岁，最大的成长是可以作为独立的个体在一个大城市里生活了。
“或者从心理意义上看，我不再是那个从社区里来的小朋友了。我走出了社区的庇护，走出了自己那个文学世界里‘上一代’的庇护，我完全作为一个成年人在观察着，生活着。”
《小花旦》书封原型是王占黑在桥洞里拍的一张照片，一辆东风小汽车，一对光脚丫，一场安逸又快活的午觉。除了木刻封面，它还被做成了明信片夹在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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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采访这一天，王占黑突然发现隔壁邻居家门口贴上了一张《催缴租金告知函》，上面写着：乙方二房东XXX公司已拖欠房租数月，房屋内如有租客请在七日内搬走，否则甲方会跟警方以及物业方强制收房。
她一边赶紧拿手机拍下来，一边叹息不止：“这家人回来要伤心了。”
早在今年初，她就注意到租房平台“蛋壳”出了资金链问题，北京有租户因此被强制驱逐，她还把这一细节写进了最新的小说里。没想到一年快过去了，小说都写完了，这样的事居然还在延续。
“我也蛮担心自己的，虽然我是和房东直接签的。”环顾这个精心布置过的小家，东西很多，但一点也不乱。在只有四十平米的小天地里，处女座的王占黑总能给各种小东西找到合适的位置。她很烦搬家，电器和家具不说，就是那些从大学时期就开始攒下的小物件，也足够让她“大动干戈”。
她的小说往往来自她对某一社会现象的思考，比如《黑鱼的故事》就源于她目睹了“放生鱼被循环买卖”，尽管这个点在小说的最终呈现里只占了很小一部分。至于《去大润发》，虽然出现了免费班车、飞行棋等怀旧元素，但她并不想为怀旧而怀旧，而是希望借此探讨实体商超的生存现状。
“我觉得，我一直在往前追。”王占黑说，以前她写的东西，大家会觉得它们来自她的童年或者上个时代，但她一直希望加快脚步，能写更现在时的东西。“我也特别愿意去处理那种好像需要滞后一段时间才能够进入的内容。我最近写的小说，真的就有一种冲在现场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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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真有一个和新闻学“擦肩而过”的经历。考上复旦后，她爸妈希望她能转去新闻系，她申请了，也成功了。但在转系的节骨眼上，她突然意识到这个决定不是她做的，是大人为她做的。她决定不去。
事后想想，这完全就是一个属于自己想长大的决定，跟想做什么没有关系，因为中文系毕业也可以当采访人员。至于后来没当，是一些经历和见闻，还有连轴转的周期让她觉得跑新闻不像写小说那么自由。“将来如果有机会，或许我会想当那种独立采访人员，自己出钱、定周期，然后去完成自己想做的选题。”
“不过我总觉得，想象也是介入社会的一种方式。”她最近写完的一个小说是关于快递员和年轻女性的情感故事，和《去大润发》一样，想以某种“言情”的方式切开陌生人之间的口子。但不知不觉地，疫情时代，物流罢工，中介跑路，社会行动者和劳动者之间“谁来拯救谁”、“如何拯救”……她所关注的议题纷纷冒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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