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日本将军与茶人的美学之争( 二 )


如果要冷静评价日本茶道家的鉴赏水平 , 我们就要在知识与鉴赏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平衡点 。 生于印度的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在《物的社会生活》一书中提醒我们要重视“鉴赏”中的随意性:物没有固有特性 , 物性乃文化所建构 。 社会与历史的过程造就了价值 , 在此过程中物不扮演重要的角色 。 这个观点在西方并不算罕见 。 布尔迪厄曾说过 , 价值客体与鉴定其品位好坏的评判术语和意见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任意性 。
温和一点 , 我们可以承认真理有两个侧面 , 既有符合论 , 也有融贯论 。 能对事实下一个若合符节的结论自然是极好的 , 在此之外也或许有融贯论的存在之地 。 在那里 , 只要能自圆其说 , 说什么都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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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茶道一开始 , “将军”与“茶人”始终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 。 但可惜改革开放初期两部比较热门的影视作品让中国观众错失了这个关注点 。 1975年的动画片《聪明的一休》里的足利义满将军与一休宗纯关系中 , 一休的政治身份(后小松天皇之子)减弱了两者之间的角色张力 。 1978年的电影《吟公主》里的丰臣秀吉与千利休的角色关系又被凄美的爱情故事夺走了焦点 。
美 , 是将军与茶人争夺的重点 。 美在普通中国人看来似乎是没有争议的 。 美客观存在 , 问题在于普通人身上是否有可遗传的艺术细胞(跟父母是否从事艺术工作或许也有一定关系)、是否得到过熏陶 , 以及是否付出努力去“悟” 。 西谚“生活中不是缺少美 , 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以及“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中国化演绎让美的标准下沉到最终美似乎失去了标准 。
日本人长期思考美的标准 。 电影《寻访千利休》中有一个场景 , 织田信长(1534-1582)与耶稣会范礼安见面 , 让千利休解说茶道的精髓 。 事后织田信长对千利休“以一朵花挑战欧洲人”的美学力量很服气 。 然而他对这种力量的来源产生了兴趣 , 他问千利休:
“发现美的价值由谁来决定呢?我吗?”
千利休回答:“美 , 由鄙人来决定 。 我挑选的珍品能创造传奇 。 ”
电影抓住了“将军”与“茶人”两种角色的紧张关系 。 随着时间的流逝 , 无论谁当将军 , 谁当茶人 , 这种关系都存在着 。 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在董狐、齐太史四兄弟、南史氏看来 , 书写历史的权力是不可让渡给国君的 。
也许在中国人看来 , 美的标准是客观的 , 不存在抢夺的问题 。 所以 , 美学大家在我们不知情的历史里 , 不绝如缕地修炼并传承着美学 。 这些美学大家 , 也由那些科举文人兼任 。
但日本人不这么看 , 他们认为美学中充斥着角力与杀伐 。 比如他们发现樱花与切腹也有相似性 , 这就与中国人很不相同 。
鲁迅敏锐地察觉到“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 , 刑法上却不用凌迟 , 宫庭中仍无太监 , 妇女们也终于不缠足 。 ”周作人的表述与此类似 , 他说日本人善于别择 , “唐时不取太监 , 宋时不取缠足 , 明时不取八股 , 清时不取鸦片 。 ”不重视科举在我们看来很不寻常 , 这也说明日本人对这件事有很强的态度 。
很多人都觉得日本人彬彬有礼的形象后面有什么东西 , 《国富国穷》的作者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戴维·兰德斯说得很透彻:“他们曾在文化上依附于中国 , 是获取而不是给予 , 是学生而不是先生 。 他们的书写符号、书写工具以及很大一部分词语都源自中国 。 他们在丝绸、瓷器和印刷方面的知识 , 他们的家具和绘画风格 , 他们对佛教的信仰 , 他们的儒家思想无一不来自中国 。 但是他们并不因为向人学习就觉得矮人一头……”
当代茶道家半泽鹤子的一段自白恰好可以缓和兰德斯的坦率:“井底之蛙不知大海之广阔 , 但是它可以一直盯着天空看 , 即使是井底之蛙 , 也可以自由地观赏天空之景 。 ”“井底之蛙”四个字一说 , 外人接受起来就容易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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