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如此懦弱却能够延续三百年，这一不成文的规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 ， 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 ， 共历十八帝 ， 享国三百一十九年 。
960年 ， 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 ， 拥立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为帝 ， 建立宋朝 。 赵匡胤为避免晚唐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乱象 ， 采取重文抑武方针 ， 加强中央集权 ， 并剥夺武将兵权 。 1125年金国大举南侵 ， 导致靖康之耻 ， 北宋灭亡 。 康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即位 ， 建立了南宋 。 绍兴和议后与金国以秦岭-淮河为界 ， 1234年联蒙灭金 ， 1235年爆发宋元战争 ， 1276年元朝攻占临安 ， 崖山海战后 ， 南宋灭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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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 ， 在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中 ， 宋朝算不得最出彩 。
从疆域广度来看 ， 宋朝领土没有元朝广阔 。 从统一角度来看 ， 宋朝也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 可是 ， 鲜为人知的 ， 就是这般“无所长”的朝代 ， 居然缔造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昌盛期 。 宋朝的这种成就更多体现在政治方面 ， 其统治者对内的控制力度以及纵深层面都是前朝难以比拟的 。
仔细研究便会发现 ， 自宋朝开始 ， 中国历史就再未出现过严重的分裂割据的局面 。 这样里程碑式的政治成果 ， 不仅得益于宋朝历任君王呕心沥血的考虑 ， 更与宋代注重防范弊端的“祖宗之法” ， 有着离不开的关系 。 在史书的记载中 ， 王安石变法时曾多番提及“祖宗不足法” ， 那么 ， 这“祖宗之法”到底是什么呢？
宋朝的“祖宗之法”并非固定明晰的成文法典 ， 而是一组不断积累的综合体 。 这一“祖宗之法”是宋朝历任君王在“变国为家”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形成的 ， 其中 ， 不仅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措施 ， 还囊括了身为统治者应有的治事态度 。 在宋朝多数士大夫看来 ， “祖宗之法”应是拥有具体内容的政策法规 。
可从本质来看 ， 宋代的“祖宗之法”更像是一种精神导向 ， 即能够对统治者乃至整个国家起到规范和制约作用的毂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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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朝“祖宗之法”的溯源 ， 大抵要从宋太祖赵匡胤说起 。
众所周知 ， 赵匡胤仅靠一次兵变就登临了帝位 ， 这与五代十国时期的战乱相比 ， 其获得皇位的过程显然更容易一些 。 可是 ， 即便如此 ， 赵匡胤坐上皇位后 ， 依旧十分小心谨慎 。 或许是因地位和声望不足 ， 宋朝初期的几位帝王执政皆殚精竭虑 ， “北宋盛世”由此开始 。
正是因为宋初几位皇帝颇有作为 ， 故其做法便被后来的赵氏子孙奉为了“祖宗之法” 。 当然 ， 这“祖宗之法”并不是一套明确的制度 ， 而是由一系列做法和原则构成的相对模糊的概念 。 具体来说 ， “祖宗之法”约起源于五代十国时期 ， 奠基者则是宋太祖和宋太宗 。 为了严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专权独裁 ， 制定出一整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立法与司法权等的“祖宗家法” 。
宋太祖所推行的“祖宗之法”的内涵是“防弊” ， 即“以防弊之政 ， 为立国之法” ， 这种思考主要出于其对五代十国战乱的反思 。 后来 ， 到了宋太宗时代 ， 这一思想又被引申为“事为之防 ， 曲为之治” 。 这一改变主要是因宋太宗兄终弟及的即位方式颇受争议 ， 为了体现其继承皇位的合法性 ， 获得朝臣的服从 ， 宋太宗便在其继位诏书中特意颁布了“事为之防 ， 曲为之治 ， 纪律已定 ， 物有其常 。 谨当遵承 ， 不敢逾越”的施政方针 。
而这 ， 便是“祖宗之法”最早的雏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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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 在北京大学的邓小南教授看来 ， “祖宗之法”应是在宋仁宗时期正式出现的 。
【宋朝如此懦弱却能够延续三百年，这一不成文的规定起了很大的作用】若从其时代背景考虑 ， 因是民族色彩的淡出、文武关系的转变催生了“祖宗之法” 。 而这些变化 ， 也并非如宋人所说那般 ， 取决于“祖宗”卓识的忽然转变 。 可以说 ， 从建国之日起 ， 宋廷规约“帝王”角色以期垂范后世的努力便一直在进行之中 。
就内容来说 ， 宋朝的“祖宗之法” ， 其实 ， 就是宋太祖和宋太宗两朝施政的原则和规矩 。 若从精神层面来说 ， 则是两朝君王施行法度的总结概括 。
这也就是说 ， 真正开始推崇“祖宗之法”的应是宋朝第三代君王——宋真宗开始的 。 说到宋真宗朝的“祖宗之法” ， 便不得不提当时“以方正端朝 ， 以严重镇俗”的圣相李沆了 。 相传 ， 宋真宗一次想要立刘氏为贵妃 ， 并亲自写下手诏交给了李沆 。 可是 ， 一向注重维护帝王形象的李沆 ， 竟亲自烧了手诏 ， 严词回复不可 。 最终 ， 宋真宗听从了李沆的建议 。
此事不仅体现出一代圣相对帝王形象的维护 ， 更表现出了其效忠国家社稷 ， 而非只听从帝王一人的理念 。 《宋史·李沆传》曾写道：“沆性直谅 ， 内行修谨……动遵条制 ， 人莫能干以私” ， 可见 ， 宰相李沆确实是一位极度尊崇“祖宗之法”之人 。 据说 ， 在其死后 ， 好友杨亿为其撰写墓志铭时 ， 特意提到了“深识大体 ， 务行故事” ， 这也算是从侧面肯定了其严守“祖宗之法”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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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李沆之外 ， 宋真宗身边还有一位严格恪守“祖宗之法”的宰相——王旦 。 据说在统治后期 ， 宋真宗因沉迷“东封西祀”及“天书符瑞”等神道设教活动 ， 一度废弛了政务 。 宰相王旦虽对宋真宗此举表示了妥协 ， 但却仍以“恪守成规”为旗帜 ， 阻止皇帝大搞封禅活动 。 所谓“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 ， 典故无所 ， 不可听也” ， 凡宋真宗不听规劝 ， 王旦便会将赵宋王朝视若国本的“祖宗之法”抬出来 。
正是因为宋真宗十分忌惮以“祖宗”冠名的成文规范 ， 宋朝士大夫阶层皆十分擅长用祖宗朝的制度典章来约束帝王言行 。 其实 ， 李沆和王旦作为一代名相 ， 其尊崇“祖宗之法”并非完全出于效忠皇权的考虑 。 他们虽然熟悉宋廷官僚制度的运作方式 ， 但却依旧清醒的明白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 行为缜密 ， 处事庄重 ， 严格尊行制度规范 。
这种几近偏执的尊法精神 ， 一方面可以达到维护皇权的目的 ， 另一方面还可以保障宋朝的长治久安 ， 可谓是一举两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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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兴元年 ， 宋仁宗即位为帝 。 执政初期 ， 刘太后掌控着朝政大局 ， 而这一现象显然严重违逆了宋朝“祖宗之法”中强调的施政原则 。 彼时王旦已经去世 ， 而坐在皇位上的幼帝又仅有十二岁 ， 正是这一特定历史背景 ， 为刘太后提供了干政的机会 。
明道二年 ， 干政的刘太后留下遗诰称“宜尊皇太妃为皇太后” ， 并命仁宗皇帝与其商讨军国大事 。 此外戚干政之举 ， 显然不符合“祖宗之法” ， 心生不悦的士大夫们开始极力寻找阻止皇太后摄政的有效依据 。 这期间 ， 御史蔡齐曾以“抑未有闻于前代”为由反对太后执政 ， 苏辙也评说“母后听证非国家典令” 。
后来 ， 宋仁宗采纳了士大夫的建议 ， 并于次日删掉了遗诰中提到的“与太后裁决军国大事“之语 ， 皇太妃干政局面由此结束 。 之后 ， 随着时代推移 ， 百来年的前规后矩都相继纳入了“祖宗家法”的大框架 ， 使其内容十分驳杂庞大 ， 外延边际也越发模糊了 。
与此同时 ， 这一提法也受到了形势变化带来的各种压力 ， 处于不断修正、不断解释、不断更新再造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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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 ， 士大夫对太后干政的反感 ， 主要源于其对宋朝“祖宗之法”深入骨髓的理解和认可 。
在他们看来 ， 汉唐之乱或因母后干政 ， 或因诸侯强大 ， 或因权臣擅命 ， 或因藩镇割据 ， 而此等现象皆未在宋朝出现 ， 可见 ， “祖宗之法”确实可以维持宋朝的长治久安 。 出于这种考虑 ， 士大夫通常会选择用“祖宗之法”来约束帝王的言行 ， 更会以此来保障国家的统治秩序 。
简言之 ， “祖宗之法”的实质 ， 可以概括为“事为之防 ， 曲为之制” ， 即：宋朝的“祖宗之法”不仅有其呆滞的一面 ， 更有其弹性的一面 。 既非高不可攀 ， 也非一成不变；既尊崇了先帝遗志 ， 亦更新了成规定制 。 总体来说 ， “祖宗之法”不仅稳固了宋朝纲纪 ， 还从侧面维护了政局和整个社会的安定 。
而这 ， 无疑就是“祖宗之法”的题中之义 。
参考资料：
【《宋史》、《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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