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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之水到底哪里来？( 三 )


西汉中期开始 ， 羌人不断受到驱赶 ， 昭帝始元六年（前81）设置金城郡 ， 辖境包括今青海东部的湟河流域和贵德、尖扎段黄河 ， 来自中原的移民在这里定居 。 到这时 ， 黄河并不始于积石山更得到证实 ， 积石山以上的情况却依然无从了解 。 但《禹贡》的地位已经由于儒家学说得到尊崇而大大提高 ， “导河积石”成了不可动摇的结论 ， “伏流重源”说十分得体地弥补了《禹贡》的漏洞 。
应该承认 ， 要探寻积石山以上的黄河确实存在相当大的困难 。 然而在县治已经设到小积石山旁的条件下 ， 当地人不可能不知道黄河之源还远远没有到达 ， 更不会相信在积石以上的黄河是从地下流出来的 。 但如果复原到当时的状况 ， 设身处地思量 ， 我们就也不难理解了：在设立郡县之前 ， 土著人口极少 ， 其中绝大多数又处于游牧或狩猎状态 ， 尚未掌握识读和书写文字的能力 ， 与来自中原的官员和移民之间最多只能有简单的交流 。 一方面他们未必知道本地以外黄河的经流情况 ， 另一方面即使知道也无法或意识不到应该告诉那些外来人 。 最初由中原迁来的移民大多是贫苦农民、流民、罪犯 ， 定居后首先要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 没有余力或兴趣远离定居地去了解黄河的来源 。 少数官员忙于郡县草创和移民安置 ， 无暇作更大范围的地理调查 。 即使偶尔得到一些地理信息 ， 也不可能传递到中原或首都 。
实际上 ， 学者中也有人对这种荒谬的说法提出过怀疑 ， 如唐朝的杜佑就不相信重源伏流说 ， 认为“蒲昌海为西域自行自止之水 ， 不与积石河通” 。 但一旦这种说法已成为由皇帝裁定的结论和儒家学说的信条 ， 就大大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 他们不仅不再致力于探求真正的河源 ， 而且会无视明明白白的事实 ， 千方百计为成说辩护 。 这就毫不奇怪 ， 为什么在对河源的实地考察已经进行过的清朝 ， 学者们还会为《禹贡》中的“积石导河”注上重源伏流的各种证据 。 如徐松（1781—1848）是一位曾经在新疆进行过实地考察并对历史地理很有见地的学者 ， 但他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也摆脱不了这一束缚 ， 他写道：
罗布淖尔水潜于地下 ， 东南行千五百余里 ， 至今敦煌县西南六百余里之巴颜哈喇山麓 ， 伏流始出……东南流为阿勒坦河 ， 又东北流三百里 ， 入鄂敦塔拉中 ， 其泉数百泓 ， 即《元史》所谓火敦脑儿 ， 译言星宿海者也 。
可见作者已经完全接受了河源在星宿海以上的事实 ， 却又要维持重源伏流的谬论 ， 就只好继续杜撰这根本不存在的“千五百里”地下水了 。 甚至到清末 ， 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中还说：“河有重源 ， 均出昆仑 ， 稽古证今 ， 一一吻合 。 ”
三、亲历河源
从现存唐朝以前的记载中 ， 我们还很难确定有谁真正到了河源 。 但唐朝人到达河源的记载却已经不是个别的了 ， 主要有：
贞观九年（635） ， 唐朝的将领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等追击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吐谷浑 ， 到达赤海 ， 进入河源地区 。 《旧唐书?吐谷浑传》和《侯君集传》有这样的记载（大意）：
侯君集和李道宗从南路进军 ， 翻越了汉哭山 ， 在乌海给马饮水 ， 经过了二千多里荒无人烟的地方 ， 当时虽然是盛夏却仍然有霜 ， 山上还有积雪 ， 路上缺乏水和草 ， 将士只能化冰饮用 ， 马只得吃雪 。 又经过星宿川 ， 来到柏海 。 在那里北望积石山 ， 看到黄河发源的地方 。
从他们的进军线路和沿途所经过地区的自然景观看 ， 乌海就是今青海的苫海 ， 柏海就是扎陵湖和鄂陵湖 ， 星宿川就是星宿海 。 尽管他们不一定注意到了黄河的正源卡日曲 ， 但已经看到扎陵湖以上的星宿海 ， 离真正的黄河源已经近在咫尺了 。
贞观十五年（641） ， 唐朝的文成公主入藏与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成亲 ， 护送并前往主婚的还是那位追击吐谷浑时到过河源的李道宗 。 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 ， 松赞干布率领部下军队到达柏海 ， 在河源一带迎亲 。 文成公主入藏和松赞干布迎亲的具体路线虽然不太清楚 ， 但肯定经过了河源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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