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份遗诏看武则天与刘娥的垂帘听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从两份遗诏看武则天与刘娥的垂帘听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遗诏 , 就是皇帝驾崩后所留下的诏书或者遗言 , 基本都要涉及死后的政治格局和人事安排 , 其中关于权力的归属又是重中之重 。 所以 , 历朝历代在经历朝政更迭的时候都非常重视遗诏 。 永淳二年 , 唐高宗李治于洛阳驾崩 , 临终时颁布了《大帝遗诏》 , 武则天凭借着这份遗诏获得了听政的权力 。 乾兴元年 , 宋真宗于延庆殿驾崩 , 皇后刘娥凭借着真宗的《乾兴遗诏》获得了听政的权力 。 两份遗诏内容大致相同 , 却让两个女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 跟随白羽一起了解一下 。
从两份遗诏看武则天与刘娥的垂帘听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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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则天与刘娥的迥异之处
如果我们把武、刘二人的履历放在一起 , 就会发现许多相似的地方 。 从家庭出身来看 , 双方都出自没落的官员家庭 。 从政治经历来看 , 双方都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 。 武则天在高宗中后期便开始正式参与朝政 , 史书记载:“天下大权 , 悉归中宫 , 甚至与高宗并称“二圣” 。
刘娥则在真宗朝后期开始逐渐地干预朝政 , 甚至达到了“真宗意不能平”的程度 。 从政治手段来看 , 双方都有着高超的政治手腕 。 武则天在“废王立武”事件中联合唐高宗李治 , 将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等人贬出京师 , 刘娥则利用丁谓、曹利用等人 , 一举将反对其干政的寇准等人彻底击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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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听政表现来看 , 两人有“僭越”之举 , 武则天在听政期间直接废立皇帝 , 刘娥在听政期间公然接受皇帝与大臣的朝拜 , 并以帝王之礼仪拜谒太庙 。
然而 , 两人最后的走向却完全不同 。 武则天在听政七年后 , 登基称帝 , 改李唐为武周 。 刘娥尽管听政长达十一年之久 , 但却始终没有迈出称帝的最后一步 。 尽管在其听政时间段里 , 她已经成为北宋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 。
虽然刘娥主政时间要超过武则天 , 对朝局的影响力也超过武则天 , 而最终刘娥成为了皇太后 , 武则天却当上了女皇帝 , 那么 , 当初“遗诏”是怎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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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帝遗诏》中写道:皇太子(李显)可於枢前即皇帝位 , 军国大事有不决者 , 兼取(武后)天后进止《乾兴遗诏》:(赵祯)可于柩前即皇帝位 。 然念方在冲年 , 适临庶务 , 保兹皇绪 , 属于母仪 。 宜尊皇后为皇太后 , 淑妃为皇太妃 , 军国事权兼取皇太后处分 。
二、遗诏中的“听政”权
《大帝遗诏》与《乾兴遗诏》都规定武则天和刘娥有权处理“军国大事” 。 但有两个关键地方存在差异 , 一个是“不决” , 另一个则是“权兼” 。
首先是《大帝遗诏》中的“不决” 。 这两个字可以看作是对武则天听政权力的限制 , 即只有出现难以决断的军国大事时 , 武则天才可以行使听政权力 。 表面上 , 似乎规定得很明确 。 但是在实际的事务处理中 , “不决”是有很大的灵活性的 , 并且“军国大事”的范围也是很模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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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朝廷无小事嘛 , “军国大事”限定范围的模糊性就使得即使是很小的一件事也可能被大臣或皇上或武则天当作是“军国大事”进行处理 。 “不决”的灵活性则使得在朝政中一旦就某些问题产生争论 , 或是大臣与大臣 , 或是大臣与皇上 , 而皇上无法决断或者大臣觉得皇上决断有误 , 都可以将所涉及的问题看作是“不决”的问题 , 提交武则天决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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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宗李显被废事件 。 公元684年 , 唐中宗李显打算立老丈人韦玄贞为侍中 , 又打算给奶奶的儿子授五品官 , 遭到大臣的反对 , 中宗气急之下说出“我以天下与韦玄贞 , 何不可!而惜侍中邪!”随后 , 裴炎将这一事件告诉武则天 。 武则天一听 , 正愁没机会呢 , 李显居然如此主动 。 紧接着 , 武则天立即召集百官于乾元殿 , 宣布皇帝罪状 , 直接把上位51天的李显废为庐陵王 , 另立李旦为皇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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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再看看《乾兴遗诏》 , 这里面直接规定所有的政事都由刘娥处理 , 表面上看似乎刘娥的权力更大 , 更容易称帝 , 但是这份遗诏的关键地方在于 , 它严格限制了刘娥的权力行使 。 “权兼” 。 《大帝遗诏》没有“权”这个字 , 而《乾兴遗诏》则明确地写出了“权”这个字 。 可以说 , 正是“兼”字的存在才突出了“权”字有无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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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 , 《大帝遗诏》中的“军国大事有不决者 , 兼取天后进止”就可以被解释为凡是遇到不能决断的军国大事 , 全部由武则天来决断 。 “兼”表示“俱 , 同时”的意思时 , 这句话则可以解释后军国大事有分歧的时候 , 同时也要告知武则天 , 由她来做决断 。 无论是哪一种意思 , 武则天都是朝廷事务的最高裁决者 , 甚至可以凌驾于皇帝之上 , 直接颁布诏令 , 废立皇帝 。
三、唐、宋大臣们的态度
《大帝遗诏》与《乾兴遗诏》都提到了大臣 。 里面都是嘱咐朝中大臣要全力辅佐新皇 。 然而武则天和刘娥听政时都曾做出种种僭越的行为 , 但朝中大臣的反应则截然不同 。
武则天废黜唐中宗时 , 几乎没有大臣反对 , 甚至许多重臣都站在了武则天这一边 。 刘太后打算穿龙袍拜谒太庙 , 却遭到大臣的激烈反对 , 迫使刘太后做出让步 , 削减其服装规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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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听政时所遇到的阻力主要是唐朝宗室势力 , 而刘娥听政时所遇到的阻力则主要是文武百官 。 武则天只有在计划立武氏族人为太子时 , 才遭到大臣们的反对 , 而刘娥则在大臣们的重重抵制下 , 穿个衣服都要被指手画脚 , 她想重用亲族关系也基本做不到 。
分析其原因 , 除了政治、社会、个人等因素外 , 遗诏也应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大帝遗诏》在提到由李显即位之后便涉及了大臣的辅佐 , 之后便是赋予天后听政权力 , 反观《乾兴遗诏》则是在规定皇太后听政之后才谈及大臣的辅佐 。 表面上看似两者只是语序有所不同 , 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 但实际上语序的不同也直接影响到了大臣的行为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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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帝遗诏》不同 , 《乾兴遗诏》在规定皇太后拥有听政权力之后才提及“文武列辟” , 希望他们“辅其不逮” 。 在这种语序下 , 大臣们的“辅其不逮”所辅佐的恐怕不仅是“方在冲年”的皇帝 , 还包括听政的太后 。 这无疑赋予了朝中大臣很大的权力 , 使他们足以对刘娥的种种僭越行为做出限制 。 换句话说 , 刘娥在听政期间尽管可以凭借遗诏赋予的权力罢免一些大臣 , 但是她的僭越之心却始终受到朝中大臣们的针对 , 甚至还要做出表态以使朝中大臣放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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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记载刘娥听政时 , 程琳曾向刘娥进献《武后临朝图》 , 对此刘娥的反应则是直接把手里的书狠狠地扔在地上 , 并说“吾不做此祖宗事”这固然是一种“作秀” , 但是从中也看出了刘娥当时所受到的限制是远远高于武则天的 。
《大帝遗诏》几乎处处都在表示武则天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 , 是事实上的皇帝 。 《乾兴遗诏》则处处都在表示刘娥只是最高权力的行使者和临时拥有者 , 其身份始终是皇太后而不能成为皇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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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所定的“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使得士大夫官员可以毫无顾忌地上书言事 , 而武则天称帝的事例在前 , 又使得北宋士大夫们严格防范后宫干涉皇权 。 之后在刘娥听政期间 , 一旦其有僭越的行为 , 士大夫官员们便会上书劝诫 , 并时刻提醒刘娥还政于仁宗 。 因此 , 可以认为《乾兴遗诏》对刘娥的听政的限制部分是受到《大帝遗诏》与武则天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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