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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党争的惨烈：全世界都是错的，只有我是对的( 三 )

北宋党争的惨烈：全世界都是错的，只有我是对的
章惇这才作罢 。这些记录其实颇有些可疑 ， 哲宗皇帝长期被祖母压抑充满怨念 ， 章惇却没有理由这么作死 。 所以也许章惇只是按照哲宗的意旨办事 ， 后人要给皇帝开脱 ， 却只能清算章惇 。 南宋时 ， 章惇作为大反派已被定性 ， 他的后人却还作《辩诬论》为他辩白 ， 只不过“见者哂之” 。 没人信也不见得就是没道理 ， 那时章家已经不可能翻身 ， 大家势利眼而已 。但章惇对旧党出手狠辣则毫无疑问 ， 不论是耍发泄元佑年间被排挤的恶气 ， 还是作为巩固自己现在地位的手段 ， 他都有足够的动机这么做 。章惇高调宣称：“司马光奸邪 ， 所当先办 ， 事无急于此!”司马光和吕公著被追夺了赠官和谥号 ， 当年哲宗亲笔题写碑额的神道碑也被推倒在地 。 甚至于 ， “掘墓劈棺”这种骇人听闻的举措 ， 也被相当认真地提上议事日程 。 对比当初王安石死后 ， 司马光唯恐小人议论 ， 抢着由官方做出正面评价的态度 ， 差别可说不啻霄壤 。打击的对象迅速开始扩大化 。 旧党的中坚力量要打击 。 旧同党中比较温和的边缘人物也要打击 ， 新党中批判旧党不够积极 ， 显得立场不够坚定的一样要打击当初 ， 属于新党的蔡确被贬死 ， 现存要为他报仇 ， 吕大防和刘掣被当作了罪魁祸首 ， 尽管这两个人当初对蔡确的处理其实也不以为然 。 这和现在网上争吵常见的逻辑也遥相呼应：温和的旧党不能阻止极端的旧党带来的红利 ， 所以也就分享了极端旧党执政带来的红利 ， 处理你也不算冤枉 。当初 ， 作为新党的陆佃参与了《神宗实录》的修撰 ， 他自然不能接受新党对神宗和王安石的评价 ， 不断提出要增加正面捕写 。 黄庭坚吐槽说：“像你这么写 ， 写的就是佞史了 。 ”陆佃分毫不让：“像你们那么写 ， 写的难道不足谤书吗?”现存新党执政 ， 《神宗实录》彻底推倒重来 ， 陆佃竞能够和旧党合作的往事 ， 就成了他的黑历史 ， 也就不免被免职的命运 。史称“元祐旧臣无一得免者矣” 。如果认为最坏的日子已经到了 ， 也就显然想错了 。 不管多么热衷权力斗争 ， 章惇毕竟还算是位能臣 ， 甚至于 ， 比起王安石、司马光他都更有基层工作经验 ， 颇善于把政策落到实处 。 《宋史》提到章悖主政使宋重新对西夏开战 ， “用浅攻挠耕之说 ， 肆开边隙” ， 似乎行径十分恶劣 ， 但刻意把战争结果扣下没说 ， ——元符元年的平夏城之役 ， 是北宋军事史上对外作战少有的大胜 ， 说了 ， 就不像是《奸臣传》了 。 真正糟糕的日子 ， 还在后头 。北宋党争的惨烈：全世界都是错的，只有我是对的
轻佻的何止宋徽宗元符三年(公元l100年) ， 年仅25岁的哲宗去世 ， 没有子嗣 。 于是皇位继承人选的问题 ， 又摆在了大家面前 。这种事 ， 当然是太后拥有最大的发言权 。 向太后自己无子 。 对政治权力素来也没有太大兴趣 。 但她大约是对哲宗的生母朱太妃这些年来拥有和自己同等重要的地位感到厌恶 ， 所以当宰相章悖提议立哲宗的同母弟简王时 ， 她立刻否决了 。 现存所有的候选人都是庶子 ， 没理由给简王优先地位 。 向太后提议端王 ， 立章惇立刻反对：端王轻佻 ， 不可以君天下 。这个草率的表态不可能阻止端王即位 ， 只是使得章惇自己很快被逐出了朝廷 。 端王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宋徽宗赵估 。 当然 ， 一个皇帝不最终风评如何 ， 他即位之初 ， 总要有点积极进取的气象 ， 广大失意人士也总觉得换皇帝对自己来说是个机遇 ， 于是各有各的期待 ， 所以最初的日子 ， 总还足显得朝野上下充满希望 。宋徽宗的第一个年号是“建中靖国” ， 这是表态要存新党和旧党之间走中间道路 ， 安靖国家 ， 不再折腾 ， 一些老臣被重新引用 。 如范仲淹之子 ， 以顾全大局著称的范纯仁 ， 仍被召入朝任观文殿大学士以备顾问 。 虽然他已经老病 ， 但仍充分发挥了元佑吉祥物的作用 。但这样的日子一闪即逝 ， 建中靖国这个年号只用了一年 ， 次年改元崇宁 ， 也就是推崇熙宁新法的意思 ， 而这时新党的领军人物 。 已经是蔡京了 。很快 ， 元佑大臣又再次成了奸党的代名词 ， 反动人物的清单 ， 被一再罗列 。 宋徽宗亲自用漂亮的瘦金体书法存端礼门外的石碑上 ， 写下了所谓“元佑党人”的名字 ， 规定不得存京差遣 。 这是一张无比混乱的名单：有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兄弟这样货真价实的旧党 ， 但如章惇、曾布等也赫然在列 ， 理由 ， 不过他们是蔡京的政敌而已 。北宋党争的惨烈：全世界都是错的，只有我是对的
这里不妨梳理一下新党、旧党来同轮替的过程 。宋神宗去世 。 哲宗元年间 ， 太皇太后高氏主政 。 废新法 。高太后去世 ， 哲宗亲政 ， 复新法 。哲宗去世 ， 徽宗即位 ， 引用了一批旧臣 。 一时号称“小元佑” 。徽宗改元崇宁．又行新法 。崇宁五年正月 ， 彗星出现 。 这象征着上天的警示．徽宗表示宽恕 ， 拆毁端礼门外的党籍碑 ， 宣布解除党禁 。仅仅两年之后 ， 徽宗又宣布对元、佑党人区别对待 ， 有的可以以宽大 ， 但“罪在宗庙”的不予赦免……新法刚刚诞生的时候 ， 争辩双方还不乏理性 ， 把新、旧制度各自利弊 ， 归纳、揭发得颇为到位 。 但如此翻来覆去摊煎饼 ， 新旧制度的弊端都被放到最大 。 而好处则都难以体现 。 旧体制的好处是本来至少可以暂时维持稳定 ， 但来回折腾哪里还说得上什么稳定?新体制本来意在提升国家机器的效率 ， 但一个缺少确定性的体制 ， 根本不会有什么效率 。对这种状况最为满意的 ， 大概只有蔡京这样新旧两党间的投机者和基层的胥吏 ， 每一次政策变动都是他们敲诈勒索中饱私囊的机会 。 至于小民在这种尺蠖效应下的处境．道德君子只能发出空洞的叹息而无能为力 ， 优秀的实干家则自然是不屑一顾 。而这时的北方渐渐战云密布 ， 靖康 ， 已经近在眼前了 。来源；行尽深山又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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