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党争的惨烈：全世界都是错的，只有我是对的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九月 ， 大宋君臣正在参加明堂大典 ， 噩耗传来 ， 一年多以前同到朝廷 ， 主持拨乱反正工作的司马光去世了 。
司马光的道德文章天下楷模 ， 现在更被朝廷倚为心膂 。 太皇太后和皇帝当即决定亲往吊唁 。 这本是顺理成章之事 ， 出入意料的是 ， 这时候竟然会有人站出来阻拦 。说话的是程颐：“孔子说 ， 哭过的日子 ， 就不要再唱歌 。 ”言下之意是 ， 今天已经参加过庆典 ， 再去参加丧礼 ， 就不合适了 。是程颐的话倒又不奇怪了 。 后世说程朱理学 ， 其实论气质的话 ， 程颢和朱熹相似之处多些 ， 喜谈抽象问题 ， 但也有常识感 ， 现实生活中未必不知道进退 。 程颐另是一路：去佛寺游玩只有他昂首不拜；到国子监上课就把国子监的现行管理条例批得一钱不值；现在他的职务是崇政殿说书．工作是给皇帝上课 ， 就要求宫里把皇帝的一切动向向他这个老师汇报 ， 皇帝想放暑假他不许 ， 皇帝下课攀折了一个柳条就被他上升到破坏天人和谐的高度加以批评……总之 ， 全身上下都弥漫着一种“全世界都是错的只有我是对的”的气质 。有人接话：“孔子是说过哭则不歌 ， 但没说过歌则不哭啊?”这个反驳已经很有力 ， 从悲痛中走出来比较困难 ， 但是由乐而悲 ， 那是毫不奇怪的事 。 这事本来到此为止 ， 但大宋第一段子手 。 神补刀苏轼又加了一句：“此枉死市叔孙通制此礼也!”蜀洛党争文化人骂人 。 解释起来当然要兜好几个圈子 。第一 ， 叔孙通号称“汉代儒宗” 。 听起来是正面人物 ， 然而 ， 他给刘邦制定的礼 ， “采占礼与秦仪杂就之” 。 并非真的古董 。 这自然是讽刺说 ， 刚才程颐讲的规矩 ， 很不靠谱 。第二 ， 叔孙通是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人物 ， “所事者且十主 。 皆面谀以得亲贵” ， 跟谁混 ， 都能混得很好 ， 而哪个主子要完蛋 ， 他总能及时抽身 。 就是天下人都进了“枉死市” ， 恐怕也轮不到叔孙通 。加这个定语就是说 ， 你程颐虽然像叔孙通一样不靠谱 ， 但智商可就差远了 。 这种骂法．类似我们今天说的“坏而且蠢” ， “乡村杀马特”之类 ， 是说对方把两种相反的缺陷集于一身 。现场效果当然是哄堂大笑 。 不过．哀悼司马光沉痛严肃的气氛 ， 怕是也因此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据说 ， 这件事是苏轼和程颐结仇的由头 。 苏轼是四川人 ， 程颐是洛阳人 ， 这也就是所谓蜀洛党争的起因 。从官场地位来说 ， 苏轼在元奉初年颇为扬眉吐气 ， 由中书舍人(掌外制 ， 草拟政府机关的诏旨)、翰林学士(掌内制 ， 草拟皇帝的i召旨)到吏部尚书一路升迁 ， 但毕竟还不算真正实力派的人物 。 程颐地位更是低得多 ， 当年他参加过一次科举 ， 落榜后就成了考试制度的仇人 ， 只管抨击再不应考 ， 不久前经司马光等人举荐进入朝廷给皇帝教书 ， 但不久之后他就和司马光闹了别扭 ， 皇帝对这个古板先生显然也并不喜欢 。
从政见说 ， 苏轼是旧党中的温和派 ， 主张恢复旧法要讲究步骤 ， 新法也不是每条都非废不可 。 所以他此时最大的敌人应该是旧党中的原教旨主义者 ， 也即是刘掣领衔的所谓“朔党” 。 程颐主张回到“上古三代之治”的这种旧 ， 其实没几个人当真 ， 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分歧 。但问题是 ， 苏轼是诗文领袖 ， 天下士子的偶像 ， 程颐是一代理学宗师 ， 弟子、粉丝也是一抓一大把 。 所以这两个人开撕 ， 立刻就引起了比真正重要的政治议题更多的关注 。当时 ， 苏轼的学生吕陶是御史 ， “苏门四学士”都在馆阁 ， 程颐也有门人长期担任谏官 ， 都是有话语权的人物 。 按照宋代御史谏官可以“风闻奏事”的规矩．理论上讲 ， 他们传谣都可以不负责任 ， 那大家彼此攻击起来当然更没有什么客气 。大致说 ， 程颐是这样一种典型 ， 高自标持 ， 思辨精深 ， 自信掌握着绝对真理 ， 把和流俗对着干当作伟大灵魂的证明 。 苏轼则刚好相反 ， 所谓“上可陪玉皇大帝 ， 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 ， 对人性人情体察很深 ， 善于说撩在人心尖子上的话 。 ——但正因为尊重日常 ， 对“反常”就有加倍的警惕 。所以一般人看程颐 ， 大概只是觉得画风怪异 。 苏轼却耍认为他是“奸” 。 一直到后来朱熹总结这场争论 ， 则说是苏轼这人很没溜 ， 见到程颐这样的正人君子心里害怕 ， 所以干脆主动出击 ， 这俨然把苏轼说成个乡愿 。 两边既然沉浸在道德攻击的乐趣中 ， 对解决实际问题 ， 当然也就不能有什么像样的方案 。当然 ， 这种党争也不会有胜利者 ， 元祐二年 。 程颐就被赶出了朝廷；而早在这之前 。 苏轼已经给自己惹上了一个巨大的麻烦 。苏轼的策题元佑元年十二月 ， 苏轼为学士院拟了这样一道策题：欲师仁祖之忠厚 ， 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 ， 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励精 ， 而恐监司守臣不识其意 ， 流人于刻 。要学习仁宗皇帝的忠厚 ， 却担心有关部门因此混日子不好好工作；要学习神宗皇帝的励精图治 ， 又怕下面的人不能领会精神 ， 惹是生非搞得太过分 。 应该怎么办呢?这个题目用意很明显 ， 超越新旧党争 ， 寻找更切实可行的折中路线 。 然而 ， 这个后世看来特别不偏不倚 ， 也很有理论高度的命题 ， 在当时不能解决问题 ， 反而立刻制造了新的事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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