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欧阳修、苏轼等反对的变法,列宁却称其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是商鞅变法后 , 中国最伟大的变法 。
王安石变法是一揽子系统性改革 , 涉及面非常广 , 核心是“理财”和“整军” , 简单说 , 王安石希望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 , 富国强兵 , 百姓安乐 。
比如最重要的青苗法 , 就是国资背景针对三农的定向P2P , “晴天收伞 , 雨天借伞” , 既抑制民间高利贷 , 又给国库增收 , 还保护农民利益 。简单说 , 就是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手段 , 劫富(财阀地主大商人)济贫(穷苦农民) , 顺便充实国库 , 让国家有能力做更重要的建设 。
但在君主专制体制下 , 王安石的天才设想 , 不具备实操土壤 。
缺乏权力制衡 , 没有透明监管 , 更无大数据实时监控 , 基层政策执行者基于人性本能 , 就会钻各种政策漏洞损公肥私 , 最终还是那些聪明的、有本钱的、有背景的权贵 , 赚更多 , 穷苦百姓日子更难过了 。
王安石变法的天才设想空前绝后 , 他那派人被称为新党 , 反对他的称为旧党 。
旧党党魁就是赫赫有名的砸光司马缸 。
苏轼|欧阳修、苏轼等反对的变法,列宁却称其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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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去世后 , 新党靠边 , 旧党重新得势 。但司马光死后 , 旧党内部分裂 , 以程颐为首的洛阳官员和以苏轼为首的蜀中官员又开始互撕 。
洛党和蜀党的元祐党争 , 用今天话说 , 是主义和问题 , 哪个更重要 。
洛党认为主义更重要 , 必须用儒家正统思想来改造社会现实 , 只要人心变了 , 变法还可以继续执行下去 。
蜀党认为解决当下实际问题更重要 , 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 没有哪种理念、制度、价值观一定是正确的 , 没毛病的 , 一切要以实际情况判断 , 此前变法实测下来 , 好的部分保留 , 有问题的部分去掉 。
程颐和苏轼政见上的冲突 , 本质上是两人底层三观的对立 。
程颐是开创宋明理学的一代大儒宗师 , 彻底的儒家信徒 , 但苏轼经过几十载宦海沉浮 , 内心早已兼容并包儒释道 , 骨子里更倾向于道家 , 竹杖芒鞋轻胜马 , 一蓑烟雨任平生 , 不会拘泥于所谓儒家正统思想和各种繁文缛节 。
苏轼的政见 , 姓资姓社不重要 , 肚皮吃饱最重要~
换个角度看 , 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 , 说明看问题容易高度自信 , 陷入自己大脑里的完美逻辑出不来 , 做人拧巴 , 听不进劝 , 天王老子反对我也要坚持信仰 , 把改革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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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名言“天变不足畏 , 祖宗不足法 , 人言不足恤” , 就是针对孔子“君子畏天命 , 畏圣人 , 畏大人之言”的反证 。
天不怕地不怕 , 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 期待发动强力国家机器“毕其功于一役”……不说大家也能猜到 , 王安石的思想和谁一脉相承……
但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 , 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 司马光曾经多次上书皇帝取消新法 。
同时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 , 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 , 彻底废除新法 , 连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 。
王安石变法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评论中是被基本否定的 。
按照传统的评价 , 王安石变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问题 , 引起激烈的“党争” , 所以导致北宋的灭亡 。
【苏轼|欧阳修、苏轼等反对的变法,列宁却称其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转机出现在近代 , 当时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 , 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 , 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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