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杂志，三位先生( 三 ) 20

1993年，浩然先生感到了外界的抵触和压力，于是决定不再过问编辑部稿子的事情。于是也就有了年底的“新体验小说”这个曾引起国内文坛轰动的文学实践。这次活动将陈建功、郑万隆、刘恒、刘庆邦、刘震云、毕淑敏、李功达、徐小斌、邱华栋、徐坤、关仁山等这些有影响的中青年作家重新拉回到《北京文学》的周围。在1994年至1995年的一年时间里，《北京文学》连续发表了毕淑敏的《预约死亡》、刘庆邦的《家道》、刘恒的《九月感应》、徐小斌的《缅甸玉》、关仁山的《落魂天》等二十几篇引起文坛关注的作品。我的那篇《新体验小说：作家重新卷入当代历史的一种方式——纪念“新体验小说”倡导一周年》的文章，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表在《北京文学》1995年第4期上。这篇文章让我后来从事文学批评，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更让我敬佩的是浩然先生虽然不介入刊物的编稿工作，但是依然关注刊物的发展和建设。那个阶段《北京文学》正处于办刊经费不足，四处化缘，以维持刊物正常运转的困难时期。我们的编辑经常会花相当大的精力去找企业拉广告、找赞助。而浩然作为《艳阳天》《金光大道》的作者，在大众中尤其是在郊区县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有些乡镇企业就是看在浩然的面上，才愿意给我们赞助。有些重要场合，在需要他出场和站台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给我们以支持。而对青年作家尤其是基层作者的培养和扶持，他也会义不容辞。

1996年我出任《北京文学》副主编之后，经常组织作家聚会，一次是1996年在北京顺义召开的北京新生代作家笔会，他特地从三河赶来参会。另一次是1998年在雁栖湖召开的北京郊区作家笔会，他恰好在平谷深入生活，听说我们在此开会，主动来看望大家。就是在这次会上，他送给我了他刚刚出版的自选集，并给我题写了“作家靠作品活着”的赠言。

1999年底，浩然先生辞去了《北京文学》主编。 2000年春节，我与作家陆涛专程到三河，给浩然先生拜年。他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不放。那时候我也离开了《北京文学》。我们两个人从上下属关系，变成了文学前辈与晚辈的关系，彼此显得更加轻松和自然。临走，他送我和陆涛一人一套他重新再版的长篇小说《艳阳天》。

2008年，浩然先生逝世，我没能参加他的告别仪式，但我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我的博客上。我写道：“我有幸曾在他担任《北京文学》主编时和他共事过8年。我认为他不光是个中国农民文学的标志性作家，更是中国‘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文学的实践者和代表人物，同时他还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确实，浩然先生的人品在北京文学界是共识的。我非常怀念他。浩然先生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在今天也许读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是他小说中那些充满个性和时代特征的人物（萧长春、马立本、滚刀肉等）依然鲜活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他的短篇小说，比如《喜鹊登枝》在今天看来依然那么清新、干净，富有新时代的乡土气息，表达了刚刚翻身后的农民的喜悦和单纯。 ”这算是我与他的最后道别。

李陀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对《北京文学》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

再说说李陀先生。他在林斤澜主编《北京文学》时期担任过副主编，同时他也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对《北京文学》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他是生长在北京的达斡尔族人，我是少年时期来到北京的蒙古族人，两个人的老家都在呼伦贝尔，所以，我与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而且我一直在内心中把他当做自己的老师，因为，在《北京文学》期间，他是对我影响最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