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杂志，三位先生( 六 ) 20

我作为他的手下有幸多次聆听林老的教诲。那个我经常引用的高尔基与列夫·托尔斯泰讨论和比试噩梦的轶事就是他亲口讲给我听的，后来我找来原出处的那本书《文学写照》，发现高尔基的记述并没有林老讲得精彩，我才知道，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解读其实是一次新的文本阐释，也可能是一种超越。记得有一回，我去当时他在西便门的家里聊天，他非常高兴，拿出一瓶马爹利酒，给我足足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半杯。我们畅谈文学、人生，还有那些难得的文坛趣事，喝得非常尽兴。我喜欢听林老讲话，林老也喜欢我这个倾听者。林老的夫人谷叶是钢琴家，所以，我们的聊天通常是在隔壁琴房缓缓的钢琴伴奏中展开。我的意念有时会被琴声吸引过去，落下了林老的某句话，林老发现后只是呵呵一笑，自己举起酒杯抿一口，然后重复一遍刚才的话，我们继续交谈。

有一次，我带着作家余华去看林老，恰巧林老临时有事出去了。我和余华坐在楼下的马路牙子上等他回来。那时余华刚刚有些小名气，长相清秀，不大爱说话。我一边抽烟，一边和他聊着闲天，一直等到天色暗下来，林老终于回来了。林老在楼门口看见了我们，连说对不起，然后一定要留我们在家里吃饭。林老是美食家，也好喝酒，席间不断地给我们夹菜。他夸赞了余华的突变，写出了《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这两篇让文坛陌生的短篇作品。林老作为短篇小说大家，在写作理念上一定与余华有不小的差异，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对晚辈的呵护和鼓励，他支持编辑部重点推出这两篇作品。小说发表后，读者叫好，评论界却一片沉默。但是在林老和李陀先生的支持下，《北京文学》又推出了他的中篇小说《现实一种》，差不多同时，《收获》也发表了他的《一九八六年》。直到李陀先生在《文艺报》撰写了一篇重要评论《阅读的颠覆：论余华的小说创作》之后，似乎才一下子唤醒了评论界。余华终于被文坛认可，且一路红火起来。

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文学》已经不好发表余华的作品了， 1992年《收获》杂志刊发了余华的七万多字的中篇小说《活着》（长篇《活着》的前身），已经卸任主编两年的林老，专门打来电话，兴奋地说，他最近读了余华的新作《活着》，是一篇杰作，劝我一定读读。那时候我们谁也想不到，包括林老，这本书在二十多年后，会发行到1000万册。

1999年底我离开《北京文学》，之后与他逐渐联络少了，但在一些文学的聚会上还能经常听到他那独一无二的笑声，他对我的关注和关怀依然让我感动。 2008年，我主持编辑出版了他的自选集，厚重的一大本。这是他一生中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也可能是他最漂亮的一本书。老人家非常高兴，可惜那天因为我临时出差没能亲自把书送到老人手里，后来也没有时间去看望他一次，这成了我终生的一个遗憾。

在林老的告别会上，播放的是一首甲壳虫乐队的《黄色潜水艇》，节奏活泼而欢快，这使我想起当年汪曾祺先生的告别会，播放的是圣桑的大提琴曲《天鹅》，曲调优雅而温柔。我想这两首曲子应该都是两位老人生前最喜欢的音乐，两位老人以各自的乐观方式，拒绝了哀乐，在音乐的选择上达成了默契，从而也让我们永远地记住了那一刻。

浩然

是个中国农民文学的标志性作家，但不一定是一个合适的办刊者

1989年8月，作家浩然接替了林老，担任《北京文学》主编。浩然先生与林老不同，他是农民出身的作家，对农民和农村作家有很深的感情。所以，他主政《北京文学》时期，比较多地关注并集中推出了一系列农村题材的作品。作者多是基层的远郊区的作家，他们非常熟悉当下的农村生活，但是在艺术和思想深度的把握上还是有不少欠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一期刊物中以头条的位置发表了北京平谷区农民作者陈绍谦的小小说25篇。在大家看来，这些作品按照《北京文学》的选稿要求，属于勉强达到发表水平，而浩然先生如此大张旗鼓地推出，确实让人意外，也自然引起文坛的非议。有一些作家甚至联合起来，拒绝为《北京文学》写稿。《北京文学》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