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杂志，三位先生( 四 ) 20

李陀先生首先是个小说家，写过《愿你听到这首歌》《自由落体》等，前者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者是“文革”后最早带有实验性的短篇作品之一。后来他又涉足电影领域，然后专事文学批评。他是80年代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很多当时的文学事件和作家成名都与他有直接的关联。比如关于“现代派”的讨论，关于“伪现代派”的论争，关于“寻根文学”的缘起等等。他思维敏锐、敢于直言，不留情面。记得在一次文学讨论会上，一个很有名的评论家发言，他刚刚说了几句，就被李陀一句“你说得不对”给弄得下不来台。而对他喜欢的作家，他则绝不吝惜赞美之词。比如余华、马原、格非、刘索拉等等。

1987年以后，文坛突然涌现出了一批“新”作家，余华、苏童、叶兆言、李锐、刘恒、格非、孙甘露、北村等，他们崭新的面目，陌生的叙事形式，让评论界手足无措，尤其是曾经在1985年以后十分活跃的一批青年批评家处于无语状态。李陀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撰写了《昔日顽童今何在》的文章，发出了“批评落后于创作”的质问，并希望这些曾经的“顽童”——青年批评家们坐下来，认真地读这些新人的作品。当然，他对这些“新”作家的创作也并非一味称颂，而是褒贬分明，且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好恶，尤其是对两个风格相似的作家，评价竟然是天上地下。比如他喜欢刘索拉，不喜欢徐星，他喜欢马原，对洪峰却嗤之以鼻。他认为一个批评家必须有独立的批评精神，不应被金钱和人情左右。记得90年代，他刚从美国回国，我们一起去参加了一个很有钱的女作家的作品研讨会，他刚刚入座，就有会议方给在坐的评论家们分发红包，就是现在所说的专家费。当发到李陀时，他竟然将厚厚的信封甩到一边，起身离去。

1986年至1989年初，他经常叫我去他在东大桥的寓所，给我介绍认识从各地来访的年轻作家，格非、孙甘露，还有后来的沈宏非都是那个时候结识的。记得他的客厅很小，书架、沙发、地上摞满了各种书籍。他讲话中会时不时抽出一本书推荐给我。

90年代以后，李陀先生多数时间在美国生活，每年有一两个月时间回国讲学或游历。他每次回国，我们差不多都会见上一面，虽然他出国后关注的重点不在当代文学上，而专心于中国当代思想和文化研究，但依然关心国内当下文学的动态与发展，多次让我推荐年轻作家的作品，发现好的作者依然会兴奋，并且极力推荐给周围的人。每次我们见面他都会询问我的近况，尤其对我近几年的水墨创作给予了非常大的鼓励。

2018年7月，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白马照夜明，青山无古今：兴安水墨艺术展” ，他和夫人、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化学者刘禾，还有艺术评论家鲍昆专程前来观展。他对我开始的水墨实践非常吃惊，给予了热情的赞誉，同时也从专业的角度给我提出了建议，他尤其对我写的旧体诗和题画诗给予了表扬。我知道，他对中国古典诗词有特殊的偏好，记得那会在《北京文学》的时候，他发言到关键的时候，经常会随口背出一句古诗词来，而且引用得恰到妙处，让在座的人很是惊讶。他们原以为一个热衷搞“现代派”的人，对传统或古典的东西一定是或者蔑视或者无知。我清楚地记得他说过一句话：带球过人。这是他借用足球比赛里的一句话，就是通过运球，甚至假动作，出其不意地突破对方的防线。李陀先生就是这样，他常常会给人意外之举，在你还没回过神来，就已经被他甩在身后。

70岁以后的李陀先生比起80年代时的性情舒缓了许多，笑容里也是有了谦和，但他批评家的独立的品格和对事物的敏感一点也没有减弱。有一年，他回国，我试图组织一次当年与李陀先生常在一起的作家老友聚会，却被他谢绝了。他告诉我，三十年没见了，每个人的思想、经历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思想，甚至包括立场都产生分化和分歧，所以没有必要见面，有些人我也不想见，即使见了面，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况且我很忙，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用的事情上。我理解他的想法，便放弃了这种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