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杂志，三位先生 20

2010年，《北京文学》六十年的时候，我曾在《文艺报》写过一篇文章《〈北京文学〉：六十年的历史，十五年的记忆》。所谓十五年的记忆，就是我曾经在《北京文学》工作了十五年，从大学毕业，二十三岁，一直到2000年，三十八岁。整整十五年。

离开《北京文学》的二十年里，我几乎没参加过《北京文学》的活动，但它像个影子一样，时常伴随着我，挥之不去。至今，经常有人介绍我的时候还会说，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还有人甚至误以为我还在那儿任职，向我投寄稿件。有一年，我参加台湾作家张大春的长篇小说《城邦暴力团》的读者见面会，我和敬泽、止庵等做嘉宾，敬泽那时是《人民文学》主编，会后某大报在发表综述的时候竟然给我安的头衔是《北京文学》主编，让我好生不自在。

说句真心话，我非常感激《北京文学》，它让我在大学刚一毕业，就能迅速地与文学靠得那么近，接触到了那么多我心仪的大家，同时也让我见证和参与了八十年代的文学变革和九十年代的辉煌。我能变成今天的我，《北京文学》是我最初也是最重要的阶梯。

除了撰写上面的文章之外，我还写过一篇调查报告《1990年代前后〈北京文学〉的几点考察》。之后再也没有写什么，但我的很多文章，都会不自觉地涉及到那个时期的经历或背景。

林斤澜

“他的笑似乎是带着永久回响的，它保留在喜爱他的人的耳膜里、刻在人的记忆中”

说起《北京文学》，真的有说不完的故事，很多人物如昨日般历历在目。还是先说说主编林斤澜先生吧。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我说：“林斤澜先生是那种即使不在了也不让人相信他真的离去的人，他的笑声是独一无二的，满含着达观、幽默、健康、机智、深邃和神秘。而且他的笑似乎是带着永久回响的，它保留在喜爱他的人的耳膜里、刻在人的记忆中。 ”如今，林老已经离开我们十一年了。

1985年7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文学》杂志社，四个月后，林老和李陀先生便开始主掌《北京文学》。编辑部从上到下几乎所有的人都跃跃欲试、热情澎湃，准备迎接新的变化。那个时候的《北京文学》阵容强大，搭配合理：作家林斤澜先生任主编，评论家李陀先生任副主编，陈世崇先生做执行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傅用霖先生任副主任兼小说组长，编辑有作家刘恒、陈红军、章德宁、傅峰、赵李红、刘英霞，还有我和吕晴（作曲家吕远的儿子）。林老的周围团结了一批老作家，有汪曾祺、王蒙、张洁、高晓声、陆文夫、李国文、黄裳、章品镇、林希等。李陀先生则更多地集结了中青年作家，有张承志、陈建功、郑万隆、韩少华、张欣辛、刘索拉、刘庆邦、莫言、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有这些老中青的国内一线作家的鼎力支持，《北京文学》办得有声有色，虽然只有不到五年的时间，但是却赢得了至今被文坛津津乐道的声誉和影响。

我作为他的手下有幸多次聆听林老的教诲时尚圈 。那个我经常引用的高尔基与列夫·托尔斯泰讨论和比试噩梦的轶事就是他亲口讲给我听的，后来我找来原出处的那本书《文学写照》，发现高尔基的记述并没有林老讲得精彩，我才知道，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解读其实是一次新的文本阐释，也可能是一种超越。记得有一回，我去当时他在西便门的家里聊天，他非常高兴，拿出一瓶马爹利酒，给我足足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半杯。我们畅谈文学、人生，还有那些难得的文坛趣事，喝得非常尽兴。我喜欢听林老讲话，林老也喜欢我这个倾听者。林老的夫人谷叶是钢琴家，所以，我们的聊天通常是在隔壁琴房缓缓的钢琴伴奏中展开。我的意念有时会被琴声吸引过去，落下了林老的某句话，林老发现后只是呵呵一笑，自己举起酒杯抿一口，然后重复一遍刚才的话，我们继续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