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仇鹿鸣：通俗不等于媚俗，数据库不能废考证功( 五 ) 21世纪信息大爆炸时代的来临

中国的学院派学者较少写出这类有“出圈”效应的作品，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制度使然。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学术评价体系没有彻底区分专著与论文，很多学者的专著只是他们的论文集，有一些会做些修改，但不懂得如何写出有设计感的专著。考核和评级的压力让多数学者专攻学术论文，也是很常见的情况。

如何提高写作技巧，我还没有想到特别好的办法。我的第一本专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之所以受到历史圈外的关注，倒不是因为写作上的特殊技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三国题材在中国非常好的群众基础。对于纯粹的论文写作，首先就是简练而清楚。由于数据库的技术帮助，现在的学术论文的一个倾向越写越长，很多是大量的材料铺排。首先你需要让别人很清晰地明白你在谈论的问题，至于能不能写出有趣味的、让人觉得有吸引力的作品，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受到材料的限制。没有好的材料，再高明的写作技巧也是空想。

新京报：成长于信息时代的历史学者，在搜集史料方面与老一辈的历史学者有什么不同？新技术的变革如何影响历史写作？

仇鹿鸣：需要承认的是，数据库的出现，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我自己正好赶上这个转折的时代，当时《四库全书》的电子版正值上线，这么庞大的数据库，还可以让你进行全文检索。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数据库帮助我们可以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写出比较多的、质量还不错的论文。与我们的老师相比，我们积累材料时间比较短。过去，很多老先生都是用手写的卡片来积累史料，其实是通过手抄的方式自己建立一个数据库。后来的学生就把相关材料抄下来，分门别类地放到自己的柜子里。在我们刚开始念书的时候，其实老师还是建议我们要做卡片的，这就是过去时代认可的积累材料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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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编著：顾颉刚，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由历史学家顾颉刚等人共同撰写的论文结集《古史辨》，是现代中国“疑古学派”的代表作品。疑古学派的文章刊出后常常饱受争议。其中固然不乏闪光之处，但也颇多揣测过度的不经之论。但其对史料所秉持的怀疑辨析的治史态度，至今影响深远。

信息化带来的另一个直观感受是，我能够更快地确定哪些题目不能写。我们在研究中写出来的文章，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其实还有更多的题目已经被你自己否定掉了。这个过程对读者来说是看不到的。在过去，你可能花了好几个月收集材料，最后发现原来的设想是完全错的。数据库提供的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就是可以让我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就可以总结这样一个题目，少走了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