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仇鹿鸣：通俗不等于媚俗，数据库不能废考证功( 四 ) 21世纪信息大爆炸时代的来临

资讯频道http://zixun.iweiba.cn/list-1.html

《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作者：仇鹿鸣，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1月

新京报：学术写作也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相比以前，学术评价体系对历史研究者的写作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这些外在压力是否会对研究和写作带来额外的负担？

仇鹿鸣：刚才我们说到历史研究者拥有知识生产者的身份，但回到中国的学术界的确存在着落差。很多青年教师存在着过劳的情况，就像现在网上常说的“学术圈的内卷” 。我自觉一年能写出两篇比较像样的文章，要写出三篇就感觉比较吃力了。很多比我还年轻的同行或学生，为了应对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一年写五六篇甚至十来篇的论文，这让我对这些作品的学术质量感到担忧。当然，青年学者面临的压力是全球普遍的，在世界范围内对年轻的学者的压榨都很强烈。

新京报：作为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你平时会看一些通俗历史读物吗？你怎么看待市面上常引发舆论关注的通俗历史读物和历史改编？

仇鹿鸣：前段时间出版的《显微镜下的大明》，就是作者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写出的很好的通俗作品。但是，这样的工作其实最好由历史学家自己来完成。通俗不等于简单，不等于迎合民众，《万历十五年》、《叫魂》这样的作品，虽然产生了超出学术圈的效应，但也不能说是通俗历史读物。而且，不同身份的读者阅读《万历十五年》的体验也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