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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在两个世界共同作战”( 三 )

金雁：“在两个世界共同作战”
Stanisław Barańczak可以共生但不能共处在否定的方面携手共行 ， 并不意味着它们能走到底 ， 这二者努力方向的差异以及对世界观认知不同路径 ， 决定了分道扬镳是早晚的事 ， 所谓的“凯撒的归凯撒 ， 上帝的归上帝”是宗教界的理想 ， 世俗政权可不这么认为 。就拿俄国的宗教神秘主义而言 ， 他们与自游主义在1905年革命后分道扬镳 ， 是因为他们的兴趣主要局限在精神领域 。 他们试图为俄罗斯创立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思想的带有俄国特点的“神秘主义”和“人格主义”的宗教以及哲学话语诠释体系 。 他们以求开辟一条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自游主义的“轴心话语” ， 而能够解决身体与灵魂、个人与社会冲突的新途径 。 所以这些从“合法马克思主义-自游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一路走来的人 ， 迟早要从解放现实的世界观转入拯救灵魂的“内在论” 。别尔嘉耶夫认为 ， “当代新教已经完全变成了自游主义的依托 ， 自游主义中宗教的滋养越来越少 ， 它脱离了本体的根基 ， 内部空空如也、空洞无物” 。 我们虽然在政治主张上仍然是自游主义 ， 但不是经济自游主义、不是市场自游主义 ， 而是宗教自游主义、乡土主义和自然主义 。 1905年革命中释放出来的暴民情绪也使得这些习惯了秩序条件下精英思维的人士日趋保守化 。而对政治反对派来说 ， 一旦“否定”的过程启动 ， 神学家盟友似乎就变得碍手碍脚 ， 那些看到“基督教中没有解决社会之渴之水”的人于是就离开了教会 。 自游主义的“重心由神的深刻性转到纯粹人的创造” ， 他们势必要摆脱神学的羁绊 ， 不会停留在形而上的状态 ， 或者被封闭在修道院里 。 学者自游主义的保守化有其内在的逻辑 ， 那些关注内在论者发生转化 ， 他们对斗争性很强的激进自游主义和平民知识分子传承的民煮主义心生畏惧 ， 只好高挂免战牌 ， 惹不起躲得起 ， 神学是他们阻挡外在力量的最后一道屏障 ， 他们需要有一块自主性的土地 。当曙光出现在地平线的时候 ， 宗教哲学家发现反对派比所要推翻的那个阶级更不宽容、更加砖制跋扈 ， 新政权未立就已经动手收拾“反动文人”了 ， 于是他们便会从原来的立场上退下来 。 其次他们也看到 ， 现实中俄国社会的差异太大 ， 张力强度大 ， 两级的较量总是你死我活 ， 对立的每一个阶级、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是对上一个阶段的彻底否定 ， 总是在没有积累的“白纸”上画图 。 他们觉得处于宗教形而上思想建设的考虑 ， 需要一处形而下的“净土” ， 于是便逐渐脱离现实世界 。 第三 ， 俄国思想界的矮化 ， 大家都在追求肤浅和粗糙口号式的东西 ， 不喜欢具有独立价值和深邃性的思想 ， 总是对《简明手册》上的东西趋之若鹜 ， 知识界患了躁动年代的焦虑肤浅综合症 ， 没有了长远目光 。宗教哲学家提出 ， 宗教是特有的对世界的态度 ， 比如托尔斯泰所说的对生命的理解 ， 或者说生命的三种形式：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上帝的生命和为了社会的生命 ， 都使得他需要从宗教的角度考虑问题 。 这批人秉承着对市场和资本的批判态度、对物欲横流世俗世界的批判 ， 他们认为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终究会没落 ， 耶路撒冷将会重新归来 ， 宗教是人类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 回到“内省性”在所难免 。比如别尔嘉耶夫就把自己放在“寻道者”的位置上 。 通过别尔嘉耶夫这些宗教家的努力 ， 完善了东正教哲学体系 ， 使它的解释空间大大拓展 ， 使“许多已经放弃了基督教的人头脑中再次激起了对基督教的兴趣” 。 他说 ， 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 ， 他首先是一个思想上完全自由的人 ， 他不属于任何人 ， 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我只知道我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者” ， 表明马克思一直保持着一种批判分析精神 。金雁：“在两个世界共同作战”
别尔嘉耶夫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原因很简单：从反对派翻位上台后便以“正统”自居 ， 势必会切断“相容性” 。 另外世界观认知上的差异和排斥 ， 以及从民粹派继承下来的“唯意志论”和“灌输论”决定了政治反对派的排他性 。别尔嘉耶夫说：“我经历了俄国革命 ， 且不是从外面硬塞给我的” ， 但是我看到 ， 革命与原来人们期望的美好自由的愿望相反 ， “在革命中自由被消灭 ， 极端仇视文化、仇视精神的因素在革命中获胜” 。 革命的胜利不但是基督教的危机 ， 而且是人道主义的危机 ， “俄国革命同样是知识分子的终结 ， 革命永远是不知感恩的 ， 对知识分子特别不知感恩 ， 知识分子曾为它做了准备 ， 它却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 ， 把他们抛入深渊 ， 他们站在宗教大法官的旗帜下为了面包而拒绝精神自由” 。 “我对于苏维埃政权是相当不能接受的” ， “革命不宽容精神文化的创造者 ， 甚至敌视精神的价值” 。别尔嘉耶夫论道 ， 起初我们认为斯拉夫派的领军人物“霍米亚科夫的集体性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集体性”是可以建立起联系的 ， 但是后来发现 ， 两者间差距很大 ， 霍米亚科夫的“集体性”带有公共性的特征 ， 而布尔什维克表面上的“全民性”与“公共性”很快便发生逆转 ， 成为了“官僚性”的一种变种 。 而革命者既然无法容纳原来的友党 ， 更遑论那些世界观不同的唯心主义者 ， 取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又一次重复了彼得一世的路径 ， 而且这次宗教界面临的被改造过程比彼得时期更加残酷无情 。俄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轮回 ， 类似的一幕我们在20世纪80-90年代曾经见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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