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龙网

  1. 首页 > 社会 > >

金雁：“在两个世界共同作战”

金雁：“在两个世界共同作战”
《旷野里的耶稣》 伊凡·克拉姆斯柯依众所周知 ， 西欧的文艺复兴是从神权的束缚下摆脱出来 ， 以张扬人本主义的一种思想启蒙运动 。 但是在俄国20世纪初的政治舞台上 ， 我们却看到了与此相反的一幕——宗教复兴和思想启蒙携手共进 。 1905年俄国颁布“宗教宽容法”与同年自游主义的立宪民煮党成立 ， 表面上看是两个孤立互不相干的事件 ， 其背后却有一条看不见的红线相连 。俄国的自游主义和宗教相互借力、共同生长 ， 演绎出与欧洲文艺复兴“走出宗教”相反但结果相同的进程 。 在西欧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人文主义 ， 而在俄国 ， 宗教复兴是和人文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 。 有人会问 ， 宗教的世界观与政治反对派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怎么能产生“共生、共容”呢？在西欧摆脱宗教钳制是迎来思想解放的前提条件 ， 为什么在俄国会有“逆向操作”的历史演绎呢？自由与宗教的狄奥尼索斯在西欧由于教权力量强大 ， 人们处在教会的束缚下 ， 所以走出中世纪人们就要摆脱教会的枷锁 ， 在那里近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世俗化的过程 。 欧洲的宗教改革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积累以及资产阶级的成长 ， 而俄国的宗教改革得利的是沙皇政权 ， 商人阶层也没有成长起来 ， 从等级君主制发展到砖制君主制 ， 教会的俯首称臣直接导致了宗教警察化 ， 因此俄国近代化的过程是要打破国家垄断 ， 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宗教独立意识觉醒的过程 。 换句话说 ， 宗教与政治之间的二元结构力量对比决定了它们的结盟对象和斗争目标 。俄国教会从彼得一世开始一切事物都要尊崇“沙皇陛下的诏令” 。 正如教会人士所说的 ， 是“彼得砖制政体之鹰 ， 啄食了俄国东正教之心” 。 而沙皇一直把教会看作是最主要的潜在反对者 ， 从那时起政权和教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 ， 所以教会内部有很强的抗争力和独立精神 。 他们反对把神的东西变成政权的东西 ， 反对把教会变成政权的工具 。金雁：“在两个世界共同作战”
彼得一世亲自任命的大主教 stephen yavorsky在西欧早已是“过去时”的“宗教和世俗体系权益的重新评估”过程 ， 在俄国一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刚刚展开 。 正如哲学家洛斯基所说 ， 俄国“思想晚来的和迟到的觉醒”必定是和宗教缠绕在一起 。 由于国家垄断压制了一切领域 ， 在精神学科里呼唤“中世纪”并没有成为人文主义成长的羁绊 ， 反而可以借助宗教的复兴为人文主义扫清障碍 ， 在欧洲反教权是对古典共和主义的复兴 ， 而在俄国某种程度上却表现为反世俗政权向神学的复归 。在西方宗教异化到阻碍人性的地步 ， 导致了新教与自游主义的关联 。 在俄国由于政权力量的控制无所不在和分裂运动造成的官方宗教的“凝固化” ， 国家强行支持官办宗教的结果 ， 一方面使得东正教摆脱不掉草根的多神教 ， 使它尚处在直觉主义的感悟阶段 。 另一方面 ， 由于执拗的坚守所谓“正统原则” ， 导致官方宗教哲学体系的狭隘保守 ， 等于自我斩断了具有修正功能的“纠错机制” ， 因此官方宗教在民间和贵族群体中都不受“待见” 。 19世纪末俄国进入到“外部奴役和内部解放”拉锯时期 。安东尼·赫拉波维茨都主教认为 ， 俄罗斯教会受国家控制 ， 教会被取消了合法的首脑 ， 交由世俗长官奴役 ， 宗教管理局是完全不符合教规的机构 ， “是神圣东正教所没有的 ， 是削弱和腐蚀东正教的杰作” ， 是把东正教会交由这个机构奴役 。 东正教会的人都知道 ， 在俄国不是牧首在管理着教会 ， 而是沙皇和国家机关在管理教会 ， 所以在俄国 ， 僧侣尤其是下层僧侣政治上的被排斥感、文化上的边缘感和经济上的每况愈下 ， 迫使他们和政治反对派携手 ， 越来越多的加入社会下层的反抗行列中 ， 甚至有时会成为社会运动的向导和理论创造者 。神的王国要经过自由的王国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 ， 俄国社会的萌动和国家权力架构松动并存 ， “首次进入欧洲在中世纪早已经历过的精神发展阶段” 。 人们或许会产生疑问 ， 即便俄国的自由宗教和人文主义有关联 ， 那也不等于与政治反对派能扯上关系 ， 这两者之间的目标模式相差很大啊？其实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威胁来自于何方 。 在敌视人的环境里 ， 社会自由和宗教自由两者都受到打压 ， 都是集全体制下被管制的对象 ， 他们之间必然存在着类似的“反作用力” ， 所以在俄罗斯僧侣阶层及其子弟参加反体制的激进政治活动一点也不罕见 。这种状态在罗马帝国时期 ， 在东欧剧变的时候都多次出现过 。 由于上帝的信念要早于和广于自游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 ， 所以自由的呐喊起初都躲藏在宗教背后表达 。 民间教会常说 ， 在把人不当人的时候 ， 在人们苦闷和孤独的时候“基督就快回来了” 。 自游主义者则称 ， 通向神的王国首先要通向自由的王国 。 由于俄国的宗教力量和西欧宗教力量扮演的政治角色不同 ， 因此它们形成反差也就不难理解了 。可以说 ， 产生自由的需要与产生宗教的需要在这个阶段并不矛盾 ， 两者间的“无形联盟”既有双方依存的需要 ， 也体现了自游主义尚处在不成熟的阶段 。 我们可以看到 ， 在19世纪下半叶 ， 俄国启蒙运动的初期不缺乏宗教乌托邦的追求 ， 宗教反对派与政治反对派有时很难区分 ， 甚至出现“基督教无神论者”、“个人主义基督教论者”和“世俗神学家”等奇怪的并列 。 无助的人们喜欢用“上帝”这种超越的信念去否定砖制政体 ， 似乎人与上帝合作便具有超能力 ， 至少人们将内心深处的渴望和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 有“神助”便有一种神圣的超越信念在心中 。而宗教扮演者挑战政治体系的斗争更是由来已久 ， 宗教提供了政权所不能给与的另类选择 ， 它至少可以成为表达不满的地方 ， “要求宗教自由——就成为争取民煮自由的利器” ， 可以成为摆脱国家控制的一个必经途径 。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较量的过程中 ， 借助于什么外在的形式并没有一定之规 。宗教复兴为社会运动助力


推荐阅读


上一篇：那条吠了一百年的老狗，想把中国叫醒

下一篇：百度在美遭集体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