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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在两个世界共同作战”( 二 )

金雁：“在两个世界共同作战”
听取1861解放农奴宣言19世纪后半叶 ， 俄国农奴制解放使大量的农村人口脱离家乡进入城市 ， 约男性农业人口的1/3都加入到打工者的行列中 ， 原来的共同体纽带弱化 ， 这样既为宗教的兴盛也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广阔的条件 。 尤其是在俄国第一次革命阶段 ， 很多人身兼两种社会功能、或宗教和世俗两种势力为一个目标而奋斗的“奇异”的排列组合曾在俄国的舞台上发生过巨大的作用 。别尔嘉耶夫描述过当时这种奇怪的组合：自游主义的“解放社”彼得堡委员会里可以发现被指责为反动唯心主义者的那类知识分子 。 新的宗教思想运动在左派‘社会舆论’中得到了承认 。 因著作被抨击为‘反动’分子的人 ， 同时又在解放团体中讨论解放的纲领 。 他自己就是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 ， 可以上午参加宗教-哲学委员会的思想问题 ， 下午又投入到反对沙皇的政治斗争中去 。 “那个暴风雨的时代里 ， 围绕第一次革命周围的有各种潮流 ， 其中也有神秘的无政府主义和反对官方宗教的自由宗教派别 。 ”在争自由的时代 ， “革命的狄奥尼索斯与宗教的狄奥尼索斯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 政治反对派为宗教自由呼吁 ， 宗教分裂派掏钱资助革命运动 。 政治反对派把利用宗教力量的策略甚至提到党代表会议议程上 。在对抗集全主义的过程中 ， “两个体系的合力”肯定要强于单方面的力量 ， 他们相互借助对方壮大自己“抱团取暖” 。 人文复兴的前提是对强权和暴力的战胜 ， 自由的宗教亦然 。 人的内心和外部的可分割性 ， 并不影响人在两个维度的需求 。 虽然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不同 ， 但都是在挣脱牢笼 ， 都是要校正沙皇制度的反人类行径 。 在反抗暴政阶段 ， 人性的觉醒在僧俗两个纬度上并不排斥 ， 自由思潮与“神携手同行”便不难理解了 。民间教会、地下教会强调“上帝是人性的 ， 而统治者是无人性的” ， “人的人性就是他的神性” 。 自由的宗教把基督看成是自由精神的圣者 。 由于对现实世界的不满 ， 被压制的各种意识形态都需要面对“扼杀机器” 。 自游主义强调 ， 重新回到宗教与重新寻找到自我是具有相通性的 ， 以宗教为依托把人权掩护起来 ， 和以自由诉求寻求真理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 别尔嘉耶夫就说 ， “我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与倾向于宗教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在砖制政体下他们面临同样的敌人 ， 自游主义和独立宗教是人们争自由的两个维度 ， 强调个性的自由与回到人们内心的隐秘意识 ， 一个向外一个向内 ， 都是在打破钳制意识形态的枷锁和集全体制 ， 也需要从这两方面同时行动 。对期盼宗教自由的人而言 ， 先有人身自由才谈得上信仰自由 ， 自游主义在某个阶段也可以成为挣脱极权统治的“初始宗教”便不难理解 。 而对自游主义者而言 ， 在某种意义上 ， 如果“神学是抵抗恶的防毒剂” ， “那么真有上帝存在 ， 而上帝又让人的灵魂不朽而且自由的话”又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说在俄国 ， 人性的觉醒过程在彼岸和此岸是一个双方都获益的进程 。 20世纪初一方面宗教复兴成为俄国文化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 另外也成为俄国政治史上最多元、最自由的阶段 。金雁：“在两个世界共同作战”
《库尔斯克省的宗教行列》列宾他们需要共同的赴难精神19世纪下半叶俄国解放思潮与秘密宗教界联手共同对付砖制政权的状况 ， 我们后来在剧变前苏联东欧也看到过 。 那时地下教会的兴旺 ， 萨米兹达特阶段地下出版物 ， 也非常喜欢以“启示录”的语气宣扬自游主义 ， 借宗教的外壳似有天然的神力所助 。 另外关乎信仰问题 ， 靠强制力无法进入人的内心 ， 精神不属于政治利益 ， 所以那里成为相对自由的地方 ， 当人们在世俗环境力无法逃避的时候 ， 就希望在教会里找到一方净土 ， 信上帝便成为逃避极权政府的避难所 ， 教会成为自由思想可以托付的地方 ， 常有人以“与上帝同在”来做精神安慰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米哈伊洛夫说：“苏联 ， 正如罗马帝国一样 ， 已经为整个星球的宗教复兴准备好了土壤” 。 1979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波兰在布道时强调 ， “要尊重每个人的天赋权利” 。 从世俗文化转向宗教文化是人们对处境不满的一种独特回应 。 19世纪末反抗沙皇砖制时是如此 ， 20世纪末反对斯大林砖制时也是如此 。 人们感觉到骄纵的权力所解释的世界是缺乏逻辑的 ， 但是又不允许质疑 ， 总是用强力统一思想 ， 于是他们就把目光转向其它的信仰 。另外 ， 宗教精神与革命运动也的确有相似之处 ， “碰到苦难和死亡的威胁 ， 个人是无法依赖自己的勇气的 ， 他仅有的力量来源不在他自身 ， 而在于他隶属某个伟大、光荣的事业 ， 这种信仰只有来自认同 ， 通过认同 ， 个人就不再是他自己 ， 而成了某种永恒之物的一部分” 。 所以在早期人们往往很难区分政治与信仰的界限 ， 甚至它们本身就是“雄雌共体” ， 在肯定模式到来之前 ， 思想上的分化还没有表露出来时 ， 革命者本身使用的就是圣徒的激励机制 。其次 ， 他们需要同样的赴难精神 。 革命与基督教的宗教性有一些相近特点 ， 群众运动的宗教化和宗教运动的草根基础之间的同构性是我们所熟知的 。 就有人分析过 ， 宗教运动与社会革命的相似度之高有时是可以替换的 。 清教徒的道德说教、苦行主义和严格的个人生活 ， 克服自私自利、自我牺牲精神和奉献的品德 ， 具有顽强的信念 ， 对市侩的厌恶、对现实的不满和未来乌托邦的向往 ， 愿意充当拯救者的角色 ， 以及对某种思想上的痴迷 ， 扮演神的意志的代言人 ， 这些品德都是我们在理想主义者身上熟知的 。在面临令人窒息的环境时 ， “基督不仅是真理的教导者 ， 而且还是一位为真理和善良而受苦的人 ， 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 善良本身已经是一种磨难 ， 需要有自我牺牲精神 。 没有牺牲的思想 ， 就不能理解十字架 。 在基督之前 ， 苦难作为处罚和愤怒威胁着人的安全感 ， 而通过基督 ， 苦难的牺牲成为一桩高尚事业 ， 就像波兰作家巴兰察克所说 ， 宗教可以成为知识分子拒绝道德空白的一种自卫工具 。 禁欲主义是早期革命党和神学的共同人生态度 ， 革命者需要有圣徒精神 ， 而圣徒钦佩清教徒式的革命者 ， 两者间的惺惺相惜和相互借鉴使人们有时很容易混淆它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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